老龄化严重 这个东北大省宣布：生二孩有奖励！

                        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引发关注。
人口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引发关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外流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人口的动力不足，生育率较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辽宁曾推出了一系列吸引人才政策。

而在近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辽宁探索奖励政策，符合地区情况，且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但他同时强调，奖励政策应当十分具体，具体到补贴多少钱、给多少假期。

据悉，辽宁还将进一步简化“准生证”等手续办理，使得夫妻们提高生育二孩的积极性。



▲图片来源：摄图网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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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今年6月辽宁省老龄办发布的《辽宁省201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

辽宁省户籍总人口4232.57万，

60周岁及以上

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

占总人口的22.65%，

辽宁省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辽宁省14个市的老年人口占比均超过全国水平。

从人口老龄化背后的原因来看，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人口的流出都是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图片来源：摄图网 （图文无关）
人口流出方面，2017年辽宁人口净流出达8.9万，在全国排名仅位于吉林、黑龙江之后。

梁启东表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没有人口的位移，就没有经济的发展。人流、物流、信息流相互作用下才能创造经济价值。

但是，如果一个地区人口过于单向流动则不正常，将影响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辽宁较低的生育率，也备受关注。

根据辽宁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辽宁省的出生率分别为6.60‰和6.49‰，而这两年全国的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的生育率为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育率低于辽宁，但由于其吸引了大量人才涌入，所以老龄化问题也远没有辽宁这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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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奖励政策应具体

2015年，辽宁省出台了《关于简化下放生育手续的通知》，要求从2015年7月1日起，放开生育登记、审批时间，下放生育登记审核权限，简化生育手续。

不过，上述通知已经简化了一些流程，但是对于二孩审批仍然较为繁琐。

一位辽宁本地户籍人士表示，对于本地人，准生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就是生二孩繁琐一些，需要提供独生子女证。

根据2003年版的《辽宁省办理生育手续的有关规定》，符合规定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须经申请后由女方户籍地乡(镇、街)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签署意见、盖章，上报县(区、县级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经县(区、县级市)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怀孕。



▲图片来源：摄图网 （图文无关）
2016年，随着《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生育两孩无需层层审批，也无需单位开具婚育情况证明，甚至连流动人口也可以在现居住地办理两孩生育登记。这样做大大简化了生育手续，缩短办理时限，实现当场办证。

而近日辽宁省政府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在全面两孩政策方面，辽宁将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同时对生育两个孩子以内（含两个）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

同时，规划还明确，还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梁启东表示，辽宁探索奖励政策，符合地区情况，且对全国许多地区都具有一定借鉴性。

在生育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适当给一些照顾和补助，能够提高一些想生孩子又又顾虑的人的积极性。

国外很多人口出生率的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奖励政策，一方面鼓励给一定补贴，产假合理延长，甚至奶粉价格都有优惠等。

“辽宁也应该出台这样具体的政策，具体到补贴补多少钱，放假多放几天等等。”梁启东说，这样实际的措施，才能激发生育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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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办法：

养老金调剂制度

应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短期办法，就是让年轻人多的省份去负担年轻人少的省份的养老。

2017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3.3万亿元，总支出2.9万亿元，年末累计结余4.1万亿元，总体收支平衡、收大于支。

但是，由于人口流动产生的人口抚养比差异等原因，省际之间养老金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广东等东部地区养老金有结余，而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已经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所以，国家要建立调剂制度，让养老金负担轻的省份去支援养老金支付有困难的省份。

不过，整体上而言，老龄化绝非某个省、某个市的问题，而是中国普遍性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

2014年底，中国的老人达2.12亿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人破2亿的国家。

按照专家预测，大约再过20年左右，中国老人将突破3.5亿，此后一直到2100年都不会再低于这个数字。

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10%，并将继续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

这就意味着2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所以，养老金调剂制度只是一个短期的治标之策，还需要有中期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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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之策：

财政政策适度向养老倾斜

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是养老，而养老问题的本质，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老人的医疗开支，本质上都是一国在某阶段的时间断面上，劳动如何分配的问题。

更直白地说，对于国家而言，资产无法养老，能够提高养老水平的，只能是通过公共政策改变一国劳动的分配比例。

比如，一个小岛上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是老人，都有房子，但无法生活自理。无论如何，他们的养老必须依靠剩下的20个年轻人来完成。

如果这20个人要去造火箭，那么就无法养老；如果分出10个人来造火箭，火箭就得少造一枚。这就是劳动分配与养老的关系。

所以，国家财政政策适度向养老倾斜，把更多的国民财富、国民劳动分配到养老上，是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中期解决方案。

除了这些选项，提高退休年龄，缩短学制，增加实际劳动力，也是一个中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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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之道：多生育

解决抚养比的长期办法，最根本的就是多生育。

虽然现在多生育，已经解决不了2030年的问题，但对于2050年的问题，仍然是有效的。

不过，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意识改变，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越来越低。

根据妇联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

所以，促进中国人生育二胎、三胎，已经不是仅仅放开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

比如，房价高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降低房价、提供廉租房以及低按揭利率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

除此之外，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生育是一种有外部性的行为，这就为国家提供补贴，帮助生育二胎或者三胎的家庭负担一部分抚养费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用补贴来刺激生育，也是一个考虑的选项。

从时间上来说，这已经刻不容缓了。

拓展阅读

30年后，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我们去哪养老？

再过30年，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

未来，我们去哪儿养老？

文 | 李金红 董小红 陈弘毅 王海洲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半月谈”（ID：banyuetan-weixin），原文节选自《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7期“焦点深谈”栏目，原标题为《30年后，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我们去哪养老？》。

近日，在海南三亚南山召开的首届“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策略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近百位健康医学、老年学、人口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来自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这意味着30年后，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

国际上一般认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达到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2017年，老年人口净增1.1亿，其中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老龄化趋势下，目前又呈现出新特征。其一，是老年慢性病人在老年人中占比上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占老年人死亡原因的33％，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炎、肺癌是过早死亡的三大原因，糖尿病、肌肉骨骼障碍、抑郁症成为失能的三大原因，所有这些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的指标，预计未来还会继续上升。

“寿命提高了，但是老年功能下降了。”北京301医院院长范利说，当前老龄化最大的问题是共病患病率较高，以80岁老龄人为例，住院病人大多患有3至5种疾病，多种病存于一体，一个人需服用多种药物，这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

其二，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加速，老年空巢率明显上升。在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大量老年人留守，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陡然到来、发展迅速，与发达国家相比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说，老龄化问题不仅同卫生健康管理有关，而且牵涉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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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养老方兴未艾

多位专家表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我国将以居家养老为主。但是，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和“4－2－1”结构家庭日益增多，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需更多借助于社区服务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其中，长期照料、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老年护理服务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需求。

上海老龄科研中心原主任殷志刚介绍，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也是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比重最高的地区。上海率先提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9073”（90％老年人居家养老、7％老年人社区养老、3％老年人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格局，为我国建立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十三五”开始，上海从“9073”养老服务格局向构建“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集成转变。主要实现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更匹配，养老服务补贴更精准；实现养老服务参与主体更公平，养老服务市场更规范。促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相互依托、融合发展。

居家、社区、机构融合发展方面，我国部分地区在积极尝试“养老＋”。如浙江通过创新“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实施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工程”。通过大数据，为老年人提供流动健康服务车、紧急救援、家政服务指派、就餐配送等服务。根据老年人居住、需求等情况，一些社区积极打造综合服务型、护理康复型、嵌入照护型等各类功能型照料中心，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心愿。

2017年初落成的福州市福机新苑居家社区照料中心，由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负责运营，把社区老人活动、体检康复、送餐到家、上门家政等功能整合在一起。福州市鼓东街道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三层小楼温馨别致。入住的社区居民杨奶奶说：“我儿女长期不在家，这里有护工24小时照料我们生活，还有好多‘闺蜜’可以聊天，一点都不孤独，每个月包括伙食3100元，很省心。”

作为海南首家与医院合作共建的社会养老机构，恭和苑借助有针对性的“养老＋医疗”服务，吸引力越来越大。恭和苑副院长吕加华说，健康养老需求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这片蓝海释放出的巨大投资机会，吸引各路资本蜂拥而至。比如，保利地产是国内最早涉足健康养老的开发商之一，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重点城市落地了专业养老机构“和熹会”、社区居家养老小微机构“和悦会”、健康生活馆等服务项目。

另外，我国“候鸟式”养老群体不断壮大，季节性异地养老渐成规模。海南省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初步估计，每年冬季由全国各地“迁徙”到海南岛的“候鸟人群”超过100万人，以60至69岁的中低龄老年人口为主力军，多为退休人员。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休闲时代。”中国老年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表示，中等收入阶层的老年人对居住环境有了新的要求，选择生态环境优良之处来养老已成为新时尚，并由此推动“养老＋旅游”等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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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养老之“痛”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已经不满足于“一日三餐加护理”，养老服务供给侧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

养老服务最大的“痛点”是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存在巨大缺口，专业人才更稀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副司长莫丽霞说，越来越多的高龄、失能、失智和患病老人需要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但现在我国老龄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养老服务人员非常匮乏。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各类养老服务人员总共约100万人，其中2／3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有30万人左右，获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仅约10万人。

“未来，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需求呈现‘散点状’分布，除了健全社区服务网点外，更需要加强服务的信息数据整合，降低人力成本，让养老服务更加智慧快捷。”福建省民政厅厅长池秋娜说。

记者在厦门市养老信息化平台服务中心看到，中心的服务热线和网络平台提供全年每天24小时服务，并配有会说闽南话的客服专员，“点对点”每年精准服务老人110万人次。“通过平台，老年人有需求可以随时在线呼叫，子女也可以用App随时查看老人健康数据，为老人购买家政、体检、日常护理等服务。”开发平台的厦门智宇孝老集团董事长刘方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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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业内人士表示，健康老龄化已成为国际共识。未来，养老应关注寿命的质量、老年人的尊严和自由，以期形成年龄友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因此，我国应着力打造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刘远立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社区，因为理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政策，既可向前辐射到家庭，又能保障向后的转诊及时顺利。

目前，上海、长沙等地通过“为老服务信息平台”整合社会资源，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为老服务信息平台相当于“虚拟养老院”，服务团队包括自营服务队、服务加盟商、志愿者服务队伍。其中，服务加盟商涵盖医院、摄影工作室、爱心社、家政公司、养生馆、家电维修商等社会力量，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北京大学社会学家、中国老年学会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等专家表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养老服务市场发展，但政策落地还存在困难。比如，一些地方囿于土地财政，不太支持土地用于康养产业发展，往往开发商拿土地很容易，但开发养老项目就很难。此外，国家规定的养老设施建安补贴、养老运营服务床位补贴很多时候也难以落实。

郑秉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将各项政策打通。立足于需求评估和“老人为本”，实现部门之间的资源融合，实现医养进一步融合发展。建议完善和升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市场积极提供医养融合产品，发展医养融合新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