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反抗种族歧视？这部纪录片提名奥斯卡

                       


【文/观察者网 周远方、二水】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北京时间3月4日举行，好莱坞的肤浅套路慢慢僵化，今年吸引中国观众的，是一部关于华人的纪录片：



《国宝银行：小到可以抓》，最佳纪录片提名。

“小到可以抓”（small enough to jail），衍生自“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fall）”，后者指的是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的中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前者，则指的是纽约唐人街华人社区，一家由中国人创建的小银行：国宝银行。



作为本届奥斯卡少有的中国元素，中文媒体已有不少影评开始推荐这部影片，描述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银行被美国政府当作次贷危机替罪羊，但这个乐观不屈的家庭对抗美国‘当权者’，并战而胜之”的故事，表现了诸如“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华人应该团结起来勇于抗争，用选票反击美国主流社会歧视少数族裔”等等“经典”主题。

比如本片主人公孙启诚在的这段台词就刷了屏：



关注海外华人的生活，表现他们对美国社会规则的深度参与，确实比风光片般的“恋上xxx”更立体地呈现华人群体。

但是笔者在观摩本片后，却如鲠在喉，这真的如众多媒体所描述那样，是一部表现华人主体性（斗争）的影片吗？这些华人在片中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代表中国吗？

大家怕不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双眼吧。

奥斯卡的套路可深了去了。

这个故事的起点，并不是电影上映的2017年，或者次贷危机的2008年，而是1935年。



1935年，本片的主人公孙启诚出生于江苏，37年全家迁居重庆。

其父孙瑞麟是当时重庆著名的企业家。

1952年初，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孙家移民美国，是年孙启诚16岁。

他在美国完成了从高中至博士生教育，并创立了国宝银行。

孙启诚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纽约“中华公所”总部。



“中华公所”是国民党在海外的重要据点，被称为“海外蓝营大本营”。



“我在这里当代表已经许许多度年了。”



这里是美东地区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社团，与“亲大陆侨团”立场相左，2004年，其58任主席陈玉驹才首次以现任主席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中评社2015）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宝银行被纽约地检署盯上了。

国内评论因此聚焦于“华人对抗种族歧视”，但真的别急，单从呈现手法上，真不能说影片对华人社群有过人的理解或格外友好。

在本片中，无论是孙老先生出于蓝营立场，还是唐人街的普通人出于语言习惯，他们都自称“Chinese”，而所有外国人在谈到他们时，也全都使用了“Chinese”这个词汇。

这对于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当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对于不熟悉中国，甚至分不清中日韩的外国观影者来说，孙先生一家，以及唐人街中国社区的人人们，在本片中，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


但是，你愿意被他们代表吗？

因为片中出现的所有“Chinese”，都是撒谎精。

国宝银行的这个案子，起于一名名叫Ken Yu（中文名余启斌）的雇员在发放贷款时制作阴阳合同并索贿。



国宝银行方面并不否认自己的雇员有问题，但强调银行高管对此一无所知。

纽约地检署经过调查认为，不可能，国宝银行发放贷款时存在系统性的欺诈行为，每天都在银行高层眼皮底下发生，高管不可能不知情。



但银行“及时”开除了余启斌和其他几个贷款职员，对检方来说，要指控银行的话，相关证据到某一层面的银行管理人员就断了。

因此，官司的焦点不是国宝银行有没有违反银行监管规定，而是银行的高层领导，现任总裁（即孙家二女儿JillSung孙仪文）以及董事会成员（包括大女儿VeraSung孙仪芬，以及董事长孙启诚等）对违法行为是否知情，整个银行是否有自上而下的系统性作弊。

检方掌握的主要证据有三：

（1）八名国宝银行的（低级）前贷款员已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并同意出庭指认高层管理人员；

（2）国宝银行工作环境狭小，信贷监管的办公桌就在这些认罪的贷款员的座位中间，很难对大量的文件造假行为毫不知情；

（3）银行大量文件造假，前后历时六年，即使在金融危机后，国宝银行仍把这些“次级贷款”（检察官认为贷款有瑕疵，但辩方否认）转卖给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机构，银行高层很难不知其商业策略、利润来源和客户背景。

针对检方的第（1）项和第（2）项主要证据，国宝银行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是，证明国宝银行高管日复一日被下属和客户的谎言包围，毫无觉察。

他们通过持续超过九周、52天的开庭时间里，走马灯一般请出华人银行雇员和客户“表演”说谎。

纪录片对此展示无遗。



辩方律师通过这种方式，给陪审团（组成人员中没有一个亚裔）留下了“中国人全部说谎”这一深刻印象。



两名白人陪审员果然开始从这个逻辑出发思考问题：





影片还使用了为人熟知的中国标签――“人情社会”――力求印证一种中国人的“群体道德品性”。



比如，检方的第（3）项证据，文件造假。

陪审团惊讶于一对年收入只有2.4万美元的夫妻，却能贷到80万美元的房款。



辩方称，这是因为唐人街“特色”，主要使用现金交易，很多钱没有报税。



还有，检方看出来，许多精确到美分的“赠礼信”其实是为了规避“购房首付不能为贷款”规定的变向合约。

辩方含糊其辞，是因为检方说得对。




而这位华裔记者的描述被导演巧妙安排在这里，她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强调在这里简直是越描越黑。



矛盾于是就转移到了所谓“中国文化劣根性”与“法治社会”这种厚黑学主题上。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笔者认为，实际上，和银行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面对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那些繁复的规定和合同条款，大多数想贷款的普通人都是两眼一抹黑的，他们要说谎，也基本上是遵照银行职员的要求说谎，而大多数人在得到贷款后基本上就不会记得自己当初说过什么了，根本挡不住有备而来且法庭经验丰富的辩方律师刁钻的质问，漏洞百出几乎必然。

而被国宝银行开除的前贷款员KenYu，银行现在对他“痛打落水狗”，只要是有基层跑业务职场经验的人，很容易判断出他的行为是否与银行毫不相关。

那么，孙启诚一家本身，在这个案子里又如何呢？

在辩护中，有一个对国宝银行非常有利的点，就是他们银行的贷款违约率非常低，在3000个贷款中不良贷款只有9个，仅0.3%（另有报道是国宝的4390个房屋贷款只有16个严重滞欠，坏账率只有0.36%），远低于美国全国平均6.6%的坏账率，辩方立刻抓住这一点，论证国宝银行的实际风险控制做得非常好，是该银行守法负责的体现。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国宝银行的高层是被谎言包围，完全被下属和客户愚弄和欺骗，又怎么能把风控的功劳据为己有呢？

任何人如果不是预设立场，一定不难发现，国宝银行和孙家的行为绝对称不上毫无瑕疵，甚至可以说，最大的说谎者就是他们！

所以，影片中出场的所有“Chinese”，全部在说谎。



这种印象还通过导演经常“适时”植入的中国文化符号，得到强化。

指出问题所在的还是孙启诚，他在一次家庭吃饭时就明确表示，证人们当然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谎，但是连续52天一个接一个展示证人的谎言，会给中国社区的大众留下什么影响？人们会有中国人不守法的错误观念。





笔者要说的是，这何止对纽约唐人街社区留下不好的影响？

通过成为奥斯卡提名纪录片，你们代表中国人，所展示的“说谎成性”的形象，现在显然已经传遍全球了。

有趣的事，在描绘其他华人撒谎成性的同时，银行高管，也就是孙启诚的女儿们，在影片中以及案件其他相关报道都被多次强调――不会说中文――被赋予了一抹去中国化的保护色。

（孙启诚迫切希望4个女儿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从小都接受“上流社会”教育，完全不会说中文。详见背景资料1）

中国故事，还是美国故事？

既然这部纪录片如此“黑”中国人，那么，它是不是不值一看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相当有参考价值。

实际上，只要你跳出“中国人”这个框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观察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美国司法运作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剖标本”。

因为，如果要去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司法部门与华尔街资本博弈的案例，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牵扯大量的精力，还要面临语言和法律金融知识障碍。而这部电影中，导演非常贴心地把所有细节和前因后果，以及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精心编排好，端到你面前。

而通过这个故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有次贷危机这种大环境“打底”，美国司法机构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仍然对一个华尔街底层小银行家无可奈何――典型的“美国故事”。

在这个案子中，中国人说谎了吗？说谎了。但说谎者的主要身份是中国人吗？绝对不是。

孙家的国宝银行，是一个华尔街资本圈中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国宝银行常年给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房地美”和“房利美”打工，发放每笔贷款分得微薄的0.25%的利息。详见背景资料2）



（像国宝银行这样的华尔街底层银行，在次贷危机后死了一大批――有自己破产的，也有被起诉查封的，国宝银行一点也不特殊。详见背景资料3）

所有次贷危机后倒掉的银行，他们的共同点是财务上出了问题，资金链断裂――也就是说自己受伤濒死，又因为太小得不到国家救助，或许司法部门还上去补一刀，这才淘汰了一批底层。

纽约地检署为什么会盯上国宝银行呢？因为种族问题吗？很难说（后文会分析），或许他们认为次贷危机会让这家只有2.8亿美元的小银行奄奄一息，容易对付，但显然没有预料到，国宝银行的贷款坏账率只有接近0.3%――财务非常健康，所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们足够的资源对付纽约地检署。

所以，这主要不是一个中国人说谎的故事，而是一个华尔街银行家对抗美国法律的故事。

片中的一名华裔记者，说得倒意外地贴切：



这是大卫对哥利亚的故事，大卫，虽然看起来个子小，但他是“犹太人”，他的武器，是一群律师。

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当然免不了说谎，对抗看起来气势汹汹的巨人“哥利亚”，美国国家机器。

结局早已注定，在西方，“犹太人”大卫，才是强者。

还记得笔者上一篇影评中的这句话吗？



至于说谎，你见过不说谎的华尔街资本家吗？你见过在法庭上不说谎的辩护律师吗？

因此在影片最后，官司打完了，这名中国记者前来祝贺，他对孙启诚说，当“美国正义”，在你身上变成“美国不正义”的时候，你跟他们“杠到底，为我们出了一口气”……



国宝银行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正义，而是因为他们强大――相对纽约地检署而言的强大。

他们采用的具体方法嘛，也并不是这名在全片中毫无存在感，从未发挥实质作用的所谓议员候选人所说的，“华人要团结社区”、“要去投票”之类的废话：



实际上，在整个案子中孙家对社区的其他中国人，他们的客户，丝毫没有团结的意思，而是反复证明他们说谎。

孙家的武器，是一个非常具体而直截了当的答案：1000万美元。



本片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尺度和广告，当一名资产2.8亿美元的小资本家，年收入约2000万美元，面对纽约地检署的上百名律师，裹挟舆论宣传攻势，摆出大阵仗要对你“美国不公正”时：



解决这种级别的麻烦，律师费是，1000万美元。当然这个报价可能略低，因为这家人自己就有三名在地检署工作过的律师。

这就是被本片导演精心掩藏在“中国故事”之下的“美国（次贷危机）故事”。

所以，片中的几位活动家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思考和观点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一位是“占领华尔街”活动家马特?泰比（MattTaibbi） ，他的观点限于篇幅笔者不在这里重复。

而最为深刻的要数这位纽约律师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Barofsky)，他也是美国政府对次贷危机的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TARP计划）监察长。

他在本片第63分钟左右开始的这段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的论述，可谓深入浅出，字字珠玑，对中国政府如何抑制房产投机极具参考价值：



他说，在房屋贷款欺诈中，主要有两种欺诈，称为“房屋欺诈”和“净利欺诈”。

“房屋欺诈”是为了买房子，但得不到足额的贷款而在文件和程序上造假，虽然说这理论上也是犯罪，但这绝对不是不是一个需要动用州立或国立司法力量去彻查的犯罪。因为这种贷款违约率很低，所以损失都很小。

而另一种欺诈，叫作“净利欺诈”，（犯罪者）从来没有要旅行贷款义务的意图，只是想尽快套利，或是在创设复杂有价证券之初，就知道这种贷款会被还清的几率很小。（司法）资源应该到这里去。

如果你手一甩，说任何时候只要有犯罪，就要投入所有的资源去查证，这就是不正确的。这就好比不是每个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都会收到罚单，因为这会浪费警察的执法资源，在城市中真正的罪犯就会没有人管。

所以到头来，这关系到决策能力，检方要决定是否应该审问（国宝银行案）。

因为所有次贷危机的严重后果，都不是由于国宝银行（的“房屋欺诈”）造成的。



而纽约地检署的检察官万斯（Cyrus Vance）显然不以为然，更确切地说，他一定认为这是一堆“正确的废话”。

因为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了五年时间，还对付不了一个操作明显有瑕疵的，资产只有2.8亿的国宝银行。

居然还要求他去查那些“净利欺诈”的始作俑者？去查那些真正大到不能倒的，动辄上万亿资产的华尔街真正大佬？

呵呵！


到底有没有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在许多影评中都提到，片中华人是因为种族的因素受到了歧视，国宝银行受到了“针对”，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首先，笔者同意，本片对于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暗示，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尤其要慎重讨论。

为什么呢？

原因有三：

第一、如上所述，本片对于种族歧视问题，有强烈的暗示，但纵观全片，明确把“歧视”与“种族”话题挂钩的，只有一名调查记者大卫?林多夫，就是这个地方，



一段时间的新闻工作经历，使笔者对“调查记者”这种身份有所警觉，尤其看到他还说了下面这番话：



笔者认为，但“调查记者”常年受到的职业训练，使其熟悉并经常操弄这套政治话语，即使他并非故意。

第二、作为本片的辩方，国宝银行孙家，他们也多次控诉被针对、被羞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要为自己辩解，当然要说自己没犯错，当然有倾向认为控方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但即使他们知道在美国社会，控诉被种族歧视是一张很“百搭”的大牌，他们也没有直接宣称自己受到的针对是出于种族原因。

第三，前文已经说过，在次贷危机后，美国有329家规模与国宝银行类似的银行倒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宝银行并不特殊。真正特殊的具体说法是，片末字幕中提到的，“国宝银行至今依然是08金融危机中唯一被指控“贷款欺诈”罪的银行”。

这是一项刑事指控，因此也有人说，国宝银行是唯一一家被威胁坐牢的银行。



笔者粗查了一些资料，当年次贷危机以后，许多人都诟病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却没有一个人坐牢，以此质疑美国的司法失灵。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发现，针对美国华尔街银行在次贷危机中作出的很多错事，美国刑法中却很少能找到有合适的罪名。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非常重要，但是，哪里能找到给银行家判刑的先例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纽约地检署用贷款欺诈(Mortgage Fraud)这个罪名来起诉国宝银行。

这个罪名适用于国宝银行的行为吗？笔者不甚熟悉。只能说如果地检署定罪成功，将成为全美首例让次贷危机责任人坐牢的案子，对地检署来说，可能收益是可观的。

所以，这是否出于种族歧视，刻意要“整死”华人呢？笔者认为，无法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检察官万斯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辩解：



鉴于次贷危机中，确实有数百个其他小社区银行倒闭，笔者认为，他的话是有参考价值的。



但由于他本片导演放在“坏人”的位置上，加上镜头语言的加工，他的话就容易被观众反过来理解。

为何有没有“种族”元素如此重要呢？我们来复习一下。

有，与没有种族元素，你将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没有种族歧视的故事版本是，次贷危机后，几千家华尔街底层的小银行之一，因为与房利美有关的贷款瑕疵被地检署调查，标的额是数亿美元的贷款，国宝银行的”非法所得“是数百万美元――在资本世界中简直连茶杯风暴都算不上。而且他们还通过律师打赢了官司――资本家胜利在这里是常态，毫无新意与话题的故事。

没有人会对这种冗长的官司细节感兴趣，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任何美国大媒体关注此事。

但是，有种族元素的故事版本就完全不同：



纽约地检署发现一群中国人（当然这里的中国人是华人，是片中的Chinese），应该为次贷危机承担部分责任，但这群华人不同意，他们团结起来与美国政府作对――方式是证明并向大家展示所有中国人都在说谎，但结果是好的。最终他们的谎言蒙蔽了全白人（“圣母党”）组成的天真陪审团；或许有人（“红脖子”）会认为他们是因为不敢碰“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才放走了中国人这群“坏人”――穆斯林和黑人已经让人受够了；而其他少数族裔，他们的社区银行或许倒闭了，会看到“华人真有钱，能够花1000万打赢官司”。

所有美国政治群体都能找到自己的谈资，很神奇，不是吗？

种族元素，就像西方媒体做菜时的辣椒，多放上一点，不但可以掩盖事情本来的味道，而且一切都变得鲜活热烈起来。


一点讨论：笔者认为本片导演操作的“巧妙”之处主要在于，把一个已经结束的美国法庭审判挖出来，重新接受社会舆论审判。

在西方司法中，庭上交锋只与一个特定案子的输赢有关，与道德无关，辩护律师的工作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减少或逃避法律责任，而道德不能作为审判依据。

本案孙启诚家的辩护律师凯文?普尤洛斯基（KevinPuvalowski）在案子结束后得知纽约地检署“不认输”，他认为，对方“没有运动精神的输家”，案子结束了就是结束了（Period）――他是把打官司看作比赛的。



然而导演却把这个结束了的案子重新挖出来，详细展示。把法庭上的针锋相对拿到现实当中讨论，这种“示众”才是对片中出场的孙家人和所有华人最大的不公平，比什么手铐拷在一起拍照要严重得多。

如果要说不道德，许多案子中涉及的道德丑闻更骇人听闻――比如辛普森案，造成的舆论危机也严重得多。这也是美国法院规定“司法独立不受舆论干扰”，并且禁止拍摄审判，只能允许素描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把一个“美国法律再一次在华尔街资本家面前失败”的故事，通过发掘、剪切和重新叙述，转变成一个展示“中国人说谎，并且某种程度上应该为次贷危机负责”的故事，还让不少中国人跟着叫好，这波操作，在技术上，完全配得上一座奥斯卡小金人。



<i>洛杉矶华人资讯网报道，《国宝银行：小到可以抓》这部2018年奥斯卡提名纪实影片被一些评论称为“近年来最好的纪录片”，2017年上映后，即被美国国家电影审核委员会（NationalBoard of Review）及芝加哥影评协会（Chicago Film CriticsAssociation）双双提名为最佳纪录片；并荣获评论家选择纪录片奖项（the Critics’ ChoiceDocumentaryAwards）的最佳政治纪录片奖；同时，基于影片制作人丶导演詹姆斯本人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被DGA提名为最佳导演。</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