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外交 推动忏悔文革 陈小鲁的焦虑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改变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自己，我们每一次改变自己都引起世界格局的改变。

“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

这是由粟裕大将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信息。随后，多家媒体证实了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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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2日上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并特别邀请陈小鲁到场作了一场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的学术演讲。那时，借着工作之便，我出席了这个活动。



▲2013年12月12日，陈小鲁（左二）和丁学良（左一）、李清泉（左三）等在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
可以说，主办方让陈小鲁来讲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合适的。新中国建立后，陈毅元帅曾是第二任外交部长。公开的资料也显示，在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之后，陈小鲁曾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在讲座中，他也讲述了一些当驻外武官的经历）；1985年还担任过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在演讲中，陈小鲁梳理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演变的进程，认为自建国六十多年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是毛泽东时代，一是邓小平时代，最后是当下的时代。

他用自己的话解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算是“另起炉灶”；邓小平时代是一种蓄势外交，努力融入世界；当下时代，则提出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由“融入世界”发展为“引领世界”。

翻看后来的报道，陈小鲁当时在讲座上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们未来的外交任务，就是要将过去‘众矢之的’的处境改善为‘众望所归’的处境。

而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改变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自己，我们每一次改变自己都引起世界格局的改变。



▲2013年12月12日，陈小鲁在深大“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作了一场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的演讲
在现场，我记得还有人向陈小鲁提了一个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竞争的问题，他很痛心地说（大概意思）：

世界上顶尖的人才估计也就两三千个，在中国这一类的人才可能更少，但是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顶级的人才都往美国跑了。

一个国家顶级的人才往外流，另一个国家则吸引着来自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根本没有办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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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和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后，陈小鲁接受了我原来所供职的媒体的采访。

在那个不算大的会议室里，我们拉出几张椅子，围着陈小鲁就开始连珠发问。

在这次访谈前，陈小鲁除了有一个“陈毅元帅小儿子”的红二代特殊身份之外，还有“文革忏悔者”的标签。



▲2013年12月12日，笔者和另外两个同事在深圳大学采访陈小鲁
2013年8月，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流传于网络；10月7日，陈小鲁又代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师郑重道歉，引发广泛关注。

所以这次访谈我们设置的大部分话题，主要还是围绕“文革反思”或“文革忏悔”的内容来的。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为什么要主动站出来道歉，陈小鲁解释：

首先，当时我是学生领袖，我带领大家造反，结果破坏了学校的规章秩序，所以后来侵犯人权的现象才会发生；再者，我当时是学生会的会长，所以我是代表大家道歉，包括代表那些在“文革”期间有打人行为，或者有更过火行为的人。

为这个问题，我还在网上询问过我的同学，没有人反对，所有人都表示支持。

对于人性的探讨、对于制度的探讨，陈小鲁在接受采访时举了“2011年反日游行”的例子，他说：

为什么有些人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打死日系车车主？

对打人者我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反社会人格，他们有一股力要宣泄，在反日游行中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披上“保钓”的外衣，才有了施行暴力的“合法性”。

问题在于，几万人里面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少数人利用极端行为绑架了多数人，这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文化大革命”是“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我批判你，我打倒你，我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2013年12月12日，陈小鲁在深圳大学接受采访
采访时，因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刚刚去世，同事就借用曼德拉那句话广为流传的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问陈小鲁的感受。

他回答：“我觉得这话讲得挺对，只有自我救赎，才能同自己和解，尽管我们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妨碍我们赞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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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耳，声音洪亮、说话直奔主题没有玄而又玄的理论――从这些特点中，不少人在下意识地寻觅陈毅元帅的影子。这也无怪，毕竟血统比家世更自然天成，也更能激发别人的想象。”这是同行采访同事当天对陈小鲁最直接的观感。

中午，我这位前同事在朋友圈转发陈小鲁去世的消息时，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采访过他，思路清晰、敏捷，是前些年‘文革忏悔’运动的推动者。”



▲2013年12月12日，陈小鲁在深圳大学接受采访
因为采访对象身份比较特殊，当时报社非常重视，那天在深大举行的这个活动仅仅是采访就一共派出了三个人。

专访陈小鲁时，同行的其他两个报社同事现场负责提问，我则负责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拍照工作。对于整个采访，陈小鲁都非常配合，有问必答，而且都是侃侃而谈。

由于现场环境比较局促，为了不影响另两位同事提问，拍照时，我就端坐在陈小鲁的对面地板上，镜头时不时都会靠到了他的脸前，但他好像一点也不介意。

当天采访结束，看着陈小鲁背着一个小小的斜跨包，满脸笑容地走了。要不是别人说起，我猜想陈小鲁这副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形象走在大街上，绝对没有几个人会把他跟“陈毅元帅之子”联系起来。



▲2013年12月12日，陈小鲁在深圳大学接受采访
这就是我与陈小鲁的一面之缘。当然，以上我对陈小鲁的所有印象，都是建立在2015年1月29日《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出来之前。

2018年3月1日，在陈小鲁辞世后第一天，其兄长、诗人陈昊苏为其撰下一则悼文：“游子远行不顾家，春风二月竟摧花。情怀家国谁言老，浪迹河山向远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