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鸿：中国的文化里，人本身并不值钱

                       

?作家梁鸿图/走走
梁鸿援引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我们的社会只有轰动，没有事件。”她常常感觉到，当一件事发生时，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事件本身，社交媒体上充斥的是情绪。

一场演讲之后，作家梁鸿在朋友圈里写：“每个人都喋喋不休却又孤独无比。唉，怀念上初中时老师提问我站起来就哭一句话说不出又坐下的日子。”

她为这次演讲准备了一周，想说的话攒了一个冬天。说完之后又莫名羞愧。她对自己的努力有质疑，河岸这头的人摇旗呐喊，那头的人依旧水深火热。

还是写作更能让她安生。她刚刚结束一本书的书写，虚构小说，取名《梁光正的光》。她带着它在全国各地宣传，过程比写书本身更劳心劳力。

任何地方，只要有梁鸿在场，她都尽可能关照到每一个人。脸上挂着笑，目光不多不少，均匀地停留在每个人身上，她会捕捉到言谈间细微的小尴尬，用带着乡音的口吻迅速化解。



?尽力配合摄影师的梁鸿图/走走
即便碰到不得不做的事，比如化妆，比如拍照，她也极力配合。她把双手蜷在胸前，发自内心的紧张，或干脆脱下鞋子给摄影师提供角度，同时又为打扰到清洁阿姨感到抱歉。

“累虚脱了。”她说，“我想我的毛病是容易投入太多感情。”

最初写《梁光正的光》，她尝试用不同的人名和地名书写。她无意把梁庄打造成时髦的“IP”，或是另一个高密东北乡。后来发现总是磕磕绊绊，索性又换成梁庄和梁光正。

在《出梁庄记》的最后，她写“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但内心终究无法离开，这是她用惯了的显微镜，整个中国在梁庄的显影下纤毫毕现。

白衬衫

即便写下十几万字之后，梁鸿依然无法说清楚，梁光正到底是谁。

他的原型是父亲，梁光正的名字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延续到《梁光正的光》，从非虚构延续到虚构。梁光正从她的同行者变成故事的主角，故事也随之更加激烈，秘密越来越多。

他是天生的搅局者，在村子里被称作“事儿烦”。他“咔咔”吐着痰，用长指甲扣鼻头上的黑痣。他谙熟村子里的大小事务，能搭把手就绝不闲着，他一出场就引起喧闹，是谈话的中心，最不安分的农民。

每个村庄里都有被嘲笑的人，他们出格，强硬，不安生，生活永远危机四伏。他们的形象永远处于受人崇敬和遭人耻笑两极。梁鸿打小不觉得他们是坏人，相反，他们身上有太多秘密。

不知幸与不幸，梁鸿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她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有一群人在商量事情，父亲坐在中央，为大家出谋划策。上初二时，父亲帮一家人打官司，让这家人在她家住了两个月。家穷，母亲瘫痪在床，父亲带着他们四处奔走。官司终究没打赢。父亲说：“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句话在《梁光正的光》里，借由梁光正之口再次讲出。



?《梁光正的光》封面图/人民文学出版社
父亲和梁光正对公平正义有自己的执念，一个世俗眼中的失败者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妄图拯救家庭，拯救村庄，帮别人打官司。是非对错在他心里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有病，天生对不平之事缺少免疫力。最终，他发现，其实他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他身上自带嘲讽社会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在嘲讽他自己。”梁鸿说。

他有4个子女，勇智，冬雪，冬竹，冬玉。还有二婚的妻子蛮子，继子小峰。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在史诗般的家庭生活中，他们不断撕扯、碰撞、相互感动。他们想探寻这个家庭最隐秘幽深的部分。梁光正负责打破家庭中已然少有的稳态环境。

疑点是那件白衬衫，在梁鸿的记忆里，父亲的白衬衫总是纤尘不染，闪得她睁不开眼睛。多年后父亲讲述被批斗的细节，对“白衬衫上沾满了血”这一细节依然不能释怀，甚至是愤怒。

但那时，全家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父亲哪来的钱去买白衬衫？一个一辈子与土地和庄稼为伍的农民，如何能始终保持干净洁白？

答案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有一次梁鸿回老家给母亲上坟，不远处有一对父女，父亲叫昆生，性情孤僻，带着一家人住在墓地旁的空地里。梁鸿每次上坟都会和他说会儿话。

聊完之后，梁鸿拿出一百块钱，想给他。昆生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动作。他双手合在一起，朝手掌心吐了几口吐沫，梁鸿也郑重起来，双手捧着钱，给了他。在那一刻，他希望抛却自己的流浪汉身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用唾沫把头发梳拢，想显示出人之为人的尊严。

梁鸿写《出梁庄记》，在悲惨的现实遭遇下，更多想表达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他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渴望得到尊重的精神诉求却长期被忽略。梁光正也是如此。“他一直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我想，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的隐秘心理，他希望把自己纳入一个更宽广的存在。”梁鸿说。

她理解这种精神诉求。当年梁鸿在村里一所小学当教师，每天5点钟起床，上课，下午读书，写日记。虽然不知道前途在哪儿，但直觉告诉她，“我的生命肯定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



?梁庄的小路图/梁鸿微博
她常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借书，有一次驻足在书摊前，翻着文学期刊舍不得走。书摊老板以前也是文学青年，写东西，后来不写了。他把那些书捆成一摞，放在梁鸿的自行车后座上，免费送给她。

他们渴望被尊重，被平等看待，这种渴望甚至超脱了物质的束缚。但在大多数时候，一些人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表达的权利。她曾关注过快手上的视频，其中的猎奇和自我摧残令她不适。“没必要去嘲笑他们，在这个时代里，你必须做出更高的危险度，但是从个人来讲，你不能否认，这是他发声的途径，而且他没有其他途径了。”梁鸿告诉火星试验室。

这两年，梁鸿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相似，特别是在“倔”这一点上。越来越忍受不了不说真话，她渴望通过写作和发声改变一些事，但往往收效甚微。愧疚感随之而来，只能再次投入写作，寻求慰藉。

父亲

两年前，梁鸿的父亲去世。这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解读父亲的愿望愈演愈烈。到达的路径有很多种，梁鸿依然选择书写。且只能用虚构的方式，只有剧烈的戏剧冲突和故事情节，才能真正挖掘出父亲身上最鲜明的特质。

早年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诞生，父亲功不可没，他对女儿的书写投入巨大的热情，抑或说是兴奋。

那段时间，大学教师梁鸿正经历自我怀疑。空有学者的名头，每日所做的事却让她感到虚浮无聊。她与世界的联系仿佛只存在于高谈阔论和“言不及义的文章”中间。

她禁不住羞耻之心不断地拷打和质问。2008年7月，她离开北京，回到梁庄，这个当年一直想逃离的地方。她在这里住了5个月，重新感受故乡给她的启蒙。



?梁庄的小路图/梁鸿微博
小时候兄弟姐妹多，父母管不过来，孤独仿佛天然形成，她总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到村子后的大河坡游荡，洗澡，摘野菜，胡思乱想。“我觉得我天然的就沉在一种黑暗里面，自然的黑暗里，那里可能有很多很细小的事物，它们一直都在，到现在还在。”

它自然地培育了一个人的敏感，几十年后，这种敏感让她重新发现故乡。那个夏天她本来只想写几篇散文，但在和村里人的闲聊中，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故乡的异乡人。她看到那些加速建设的高楼，和那些愈加残破的茅草屋，关于乡村的想象与现实、过往与当下之间裂开一条巨大的鸿沟，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苟延残喘。

她想回归故乡，重新书写故乡。父亲给予她最大的支持。每天清早5点，父亲起床，在院子里咔咔吐痰，扯着嗓子唱几段豫剧。随后便带着梁鸿，四处和人攀谈，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拼凑成型，形成一幅社会剧变时期的乡村图景。



?梁鸿与父亲图/梁鸿微博
父亲也是被书写的一员。她采访父亲，钩沉的记忆丝丝缕缕重新牵出。遥远的年代里，父亲参与政治斗争，帮人打抱不平，他的个人史逐渐拼凑拉扯出一部乡村史。《中国在梁庄》由此诞生。

此后，父亲又陪她走遍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寻访外出打工的梁庄人，西安蹬三轮的，青岛电镀厂的，内蒙校油泵的，东莞服装厂的，她在城市的晦暗处与他们交谈，记录他们的故事。这个习惯一直存在，她喜欢那些生机勃勃的、鲜活的人，喜欢和保姆、买菜的阿姨聊天，甚至街上有人吵架她也会停下来看两眼。她觉得家常里短的内部包含这一条线索，通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

她在青岛采访时，住在堂婶家。那天晚上她和堂婶躺在床上，堂婶说：“自从宝儿死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宝儿是堂婶的大儿子，跟着奶奶生活在梁庄，2003年夏天在河里淹死了。

直到现在，梁鸿依然能将堂婶的话复述出来。那个夜晚，堂婶细腻饱满的悲伤浸透了她。她们之间的关联在拉近，即便不能抵达，至少身处同一种悲伤。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我们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她开始思考这种断裂，这似乎不单单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更大的意义上，是人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

她的堂哥在西安蹬了快20年三轮车，却在接她的时候迷路了。一方面城市发展太快，农民工日趋边缘化，另一方面，这些顽强生存的人从未在城市找到认同感。以至于在外的梁庄人平时看个牙痛病也要回家。关于他们的报道越多，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就把他们推得越远。他们从未在城市获得真正的认同。

她在西安还遇到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18岁的小老乡。她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沟通的大门被锁上，他始终保持沉默。他见过他的父亲、老乡被抓的场景，反扭着胳膊按在地上。他无法适应这种羞耻，同时也认识到作为三轮车夫的他无法得到尊重。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说他们没素质。素质是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给他们空间培养素质，他是没办法有素质的。”梁鸿在演讲中说。

前些天梁鸿接受采访，记者92年生人，说农村和农村人离他们这一代很远，所以对梁庄的话题并无太大兴趣。当时梁鸿本能地回答：“不远啊，我们现在还有8亿农民。”后来她查资料确认，农村户口依然接近6亿。

一代人究竟该如何定义？若单从年龄维度上说，92年出生的记者，和她在西安遇到的年轻的三轮车夫是一代人，她与死了儿子的堂婶是一代人，但是，站在河流两岸的“同代人”们无法感同身受。



?梁庄的老人们图/梁鸿微博
写完《出梁庄记》后，她被空虚和沮丧所笼罩，“还有无法去除的虚伪之感”。这本书让她收获了资源和声名，却不能为梁庄带来丝毫改变。“以真实之名，抵达生活，最终却仍然远离。”

断崖两侧，人们自说自话，缺少理性，也缺少真正的联系。在《梁光正的光》中，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方式却经常出现一个“我”，她没有写明“我”到底是谁。虚构与现实交织，她在写自己的生活，也将之无限延展，构成整个民族共同的故事。

李洱评价：“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在爱中死，他们虽死犹生：他们就是我们的父兄。”

勾国臣

勾国臣的故事在梁庄流传百年，梁鸿在写《出梁庄记》时才听人讲起。那时他们酒桌上谈起征地补偿和村干部的贪污，有人说：“难不成你还想当勾国臣啊？”

勾国臣是清朝嘉庆年间人，落第秀才，在梁庄帮人写诉状为生，家境贫寒，好打抱不平。当地农民年年辛劳种田，供奉河神，不敢怠慢，庄稼却年年被淹。勾国臣看不过去，一纸诉状告上天庭。玉皇大帝不屑一顾，说：“你没种地，淹水关你何事？”之后，命天兵天将重打40大板，将其丢回凡间。

勾国臣死后，嘱咐家人将他葬在河岸边，说“河神要是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状了”。此后梁庄虽依然年年涨水，但总也淹不到勾国臣的坟头。后来梁庄一带的人称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为“勾国臣”。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光正的光》是勾国臣故事的延续。他们同为“事儿烦”，不讨喜，却又值得尊重。大多数人害怕和某种怀有偏见或坚硬的东西对抗，把自己包起来，活得更安逸一点儿。

勾国臣和梁光正并非如此，他们虽低到尘埃，却光芒四射。他们让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不得不去思考。“他让你活得没那么安生，没那么风清月白。他提醒你，其实你的生活没那么清白，他身上确实有纯粹和高贵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不适应这个纯粹和高贵。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纯粹和高贵容身的地方。他一生屡战屡败，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梁鸿说。



?村庄废墟图/梁鸿微博
和勾国臣一样，梁光正直到死后还不消停。梁鸿写到这里时灵感迸发：“我觉得不应该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他的棺木始终无法塞进墓室，不得已，养子小峰光着膀子，和梁光正的亲儿子勇智一起抬棺木。

小峰终于露出了背上的伤痕，真相大白的一刻，儿女们也在梁光正的灵位前和解。父亲的折腾终于在生命陨落之际取得胜利。

但梁鸿似乎始终没有与自己和解。一种内疚和无力感时刻在侵蚀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班的老师，她不希望这里是肤浅纯白的象牙塔，最迫切的是与现实产生联系，就像一个农民不能离开他的土地。她甚至希望在作家班开一门课，探讨社会事件，以及背后的因果和脉络。

在社会事件的喧闹之下，隐藏的是“冷的内核”。西安的堂哥和老乡们为了不受欺辱结成紧密的联盟，一起打架，一起要车，一人有难，一呼百应。但有一次听说老乡的孩子走丢了，堂哥却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是与他们的生计无关的事。

最近的一场大火更确切地印证了这种判断。她在演讲中说：“在我们的文化里，‘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肯定和尊重。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这一观念里面包含一个冷的内核，即我们对人、对人自身是冷漠的。”

在《出梁庄记》中，她援引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我们的社会只有轰动，没有事件。”她常常感觉到，当一件事发生时，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事件本身，社交媒体上充斥的是情绪，“批判一番，感叹一番，我们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缺乏对事件真正的盘查、理解，来来回回反复的思索”。往往发泄之后，情绪连同事件一起烟消云散。

北京的冬夜里，记者问梁鸿，如何纾解这种愧疚。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只有书写，不断写下去。

她继承了父亲的倔强，并为之自豪。在书写和思考中，梁鸿渐渐发现，一个人的倔强远非是个人事件，“他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能看到的”。

她想写一本关于地铁的书，她对这个城市地下的庞然大物怀有兴趣。“地铁跟整个城市的扩张是一致的，血管一样的，地铁延伸到哪里，城市的躯体就延伸到哪里，地上和地下是一致的，一个是黑暗的意向，一个是光明的意向。”梁鸿说。

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在大众生活。地铁上的那些普通人，白领、学生、农民工，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心事和故事，他们如何塑造这个城市，而城市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不论如何，她决定以更倔强的姿态走下去。就像她的父亲，就像梁光正。《梁光正的光》里，那个病入膏肓、身体孱弱的倔老头准备迎接生命中最后一场战斗：

“勇智看到，父亲已经摆好姿势，像一只公鸡，昂着头，鸡冠竖立着，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战斗。虽然这只公鸡脖子上的那圈毛已经稀疏，看起来有点衰败和孱弱，但他眼里散发的光却足能凿穿日月。那是来自山顶洞人时代的光，古老，神秘，带着超强的聚合力，穿越漫长的黑暗时代，带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光明，走向食物链的最顶端。父亲被这光芒照耀着，好像获得了启示和指引，手持长矛，向人间的风车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