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最近一股反华情绪在西方悄然蔓延

                        多年以前，西方一些国家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自己会如此惧怕中国。

12月15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用中文高喊“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意在指责中国对其进行“政治干预”；无独有偶，12月10日，德国指控中国试图在德培养亲中的政治家，还专门举行了关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听证会；就连长期占据世界中心置的美国，也坐不住了，在前几天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直指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

当然，最“气势汹汹”，也貌似最“言辞凿凿”的，还要数最近《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模式》。这篇文章不仅援引了很多所谓政治学理论，称这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还为一众西方国家敲响了“边鼓”，传播很广。

既然对中国的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本着开放的心态，那我们不妨也来学习一下呗。



今年12月16日《经济学人》封面使用了错误地图
“锐实力”

“锐实力”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了解释这个概念，《经济学人》颇费周章地引入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理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有的超级大国，战争常常会随之到来。很明显，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指的就是中国，而现在的超级大国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那么，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经济学人》给出了怎样的论据呢？它说中国最近被指控“寻求操纵西方世界的舆论”，这一行为“前所未有且越发老练”，而西方各国对此十分警惕。比如，澳大利亚已经决定禁止政治献金，以“防止中国的政治渗透”；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也接连拉响警报。

在《经济学人》中，这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就是“锐实力”。“‘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导，来强化一个国家的实力，而‘锐实力’帮助威权政权绑架和操纵国外的观点。”

不过，《经济学人》没有指出的是，“锐实力”的概念其实是由美国民主基金会（NED）于2017年初，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在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看来，这就是一轮由NED主导的、目标在于在全球阻击中国与俄罗斯影响力的新一轮宣传攻势。

于是乎，下完这一定论，文章涉及中国的用词也就毫不收敛了，它先是指出，“中国长期以来试图用签证、金援、投资和文化来追求自身利益。但是它最近的行动越发显得有胁迫性而且无处不在”。

然后又一口气指出了中国“锐实力”的三大表现：颠覆政府、霸凌小国和施加压力。“对中国来说，最终目的是要那些没有接触过但又担心失去资助或影响力的国家对其无条件臣服”；“中国在历史上长期监视着其在海外的华人，不过颠覆（外国政府）的行动已经铺开”；“惹到中共后果常常十分严重”。



《选举法修正案（禁止外国政治捐款）草案2017》在澳大利亚通过
“冷饭”

有实例吗？

有的，除了封面文章以外，《经济学人》还专门辟了一篇文章，解释“锐实力”的具体表现。但是且不说背后的逻辑有很大硬伤，单看这些内容，不就是早些年西方一直在炒作的“中国威胁论”嘛，过几年就换个名词，又来炒一波“冷饭”，这股执着的精神还真是感人。

比如，永远不变的孔子学院梗。文章提到“虽然孔子学院在对外交流、传授汉语方面深受外国人喜爱，但不经留意，中文课的学生们会对中国的‘集权主义’产生留恋之情”，“许多国外大学已经用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代替了原来的语言科目……这是政府砸钱的结果”。

中国的社交媒体这个万年背锅侠也没能幸免。在提到今年下半年澳大利的“争议教参”事件：澳大利亚教授在黑板上用中文强调“不要作弊”，用印度地图解释中印边界线，称“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时，《经济学人》就很不能理解，为何会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更不明白两位教授为何会致歉和被停职查看。

正面想不通，那就得在侧面扣个帽子了。于是，这两件对中国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事件，在《经济学人》那里，却变成了“中国妨碍国外学术自由，渗透西方学界的证据”。

此外，神奇的指控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全球14个国家都有波段，“涉嫌操控33个电台”；近几年几个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日益上升，原因是“中国政府动用手段遏制不利言论”……



焦虑

说到底，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如此惧怕和抵触中国？

不用长篇大论套理论，原文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有两句话值得关注，一个是提到中国的影响力时，它指出“中国有很大的胃口要去重塑全球参与秩序――目前的秩序大都是由美国和西欧国家制定的，而且总是被他们拿来证明自身的行为的正当性”；

另一处则是文章的结尾，在提到应该如何应对中国“锐实力”时，文章写道“西方需要坚守自身的原则……对西方来说，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步，就是要利用自身的价值观来让中国的锐实力变‘钝’。”

其心昭然。很明显，真正让西方难受的，是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和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受到了威胁。而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价值观的考量。

首先，他们担心，一旦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国际秩序将不能按照他们希望地那样发展，之前所赖以获取的发展红利也将难以为继。说到底，还是利益的考量；其次，或许也是西方更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就是其已经对自身的发展模式和长期以来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自信。正如《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所说，盯着太阳就不会被阴影困扰。如果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足够坚定，又何惧外来世界的影响呢？

这些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成绩有目共睹；而西方世界的发展状况同样引人关注，经济停滞不前，恐怖主义事件频发，中产阶级日益焦虑，民粹主义抬头……在不少专家看来，正是这样一种焦虑致使西方重拾了过去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观念，并将自己的发展不顺“迁怒”于中国。





反转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个三四十年，那时候中西方的角色其实是互换的。曾经面对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抵制可口可乐，抵制好莱坞，抵制西方的公司制，生怕被资本主义“腐蚀”。然而不过短短三四十年，就在中国大力倡导多元文化，努力推动全球化建设的时候，西方国家却撤退了。

行动背后的心理自然不难理解，试想一个长期以积贫积弱形象示人的落后国家，突然要赶上甚至超过你，谁心理会好受？更不要说，这些长期以教化型社会为主流的西方国家，历来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持有心理上的优越感。

在吕祥看来，由于文化传统、战略视野不同，我们可能很难为西方国家树立“正确”的标准，只能期望西方个别国家不要让一种弥漫性的恐慌情绪，遮蔽了其对世界对感知能力。但对于中国来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处世之道。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曾明确强调：“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吕祥指出，中国没有必要在世界上引发制度之争，更没有必要对外输出我们的治理模式。但是，由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世界其他国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动力也在增强。因此，中国有必要与全世界分享有关中国发展的事实和路径、经验和教训。

最好的分享方式，是向其他国家展现中国面对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我们如何认识和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实际进程。特别是同样面临艰巨发展任务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分享将是极为有益的。这不是NED渲染的所谓“锐实力”，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之上的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