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张艺谋：我有各种想法，但没人跟我谈

张艺谋身上很多特点，都很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他今年66岁，还是一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黑发。一天只吃一到两顿饭，睡四或五个小时，能量条却强悍到了反人类的地步。普通人的脸大多不对称，然而他大到骨骼五官，小到眼袋皱纹，两边脸几乎都能做到对应平衡，相映成趣，法令纹几乎延伸到下巴，箍出一组完整的括号――在封建迷信里倒是有说法的：法令深长过口，属吉。但是，过深、过长的话，“为人固执、自我中心、孤独”。

最难解释的，当属他的招黑体质。从他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成功吸引了各种阵营、各个角度的批评。1980年代主要是“向西方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1990年代后期则是“粉饰现实”、“为政府做宣传”，2000年以来，他被看作先人一步地臣服于市场，更敏锐一点的，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于学术界，张艺谋像一个不可多得的木人桩，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表现主义到女性主义，各种理论新招都可以用他练手。延伸到舆论，批评张艺谋就像语文教育的总结中心思想一样，生产出了一套完整而抽象的表述和语汇，比如迷恋权力、追逐名利、形式空洞、价值混乱……从作品阐释到为人，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嫌弃张艺谋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整个中国的文化人士，阶层不论上下，阵营无分左右，前嫌冰释，空前一致――一个人要具备怎样的磁场才能解锁上述成就，这大概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有趣的是，他身上确实出现过谜之遭遇。张艺谋的两任文学顾问，王斌与周晓枫，都写过他1985年拍摄《大阅兵》期间的UFO事件。当时在场共有七人，旁人都是手里搬着器材，眼里看着飞碟，嘴上议论纷纷，唯张艺谋杵在原地，出现了暂时失去记忆的“灵魂出窍”。王斌的描述里，张艺谋恢复意识的时候一车器材都已经卸完了；在周晓枫的笔下，他回神之后还来得及搬一两趟东西，看到飞碟的光束向内收敛，且能理智判断“不是飞走，而是渐渐隐没”。飞碟消失之后，原地出现了一朵“核爆炸”似的蘑菇云，还是粉红色的。

他没有记忆的几分钟里经历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地球人知晓。周晓枫调侃张艺谋“几近病态”的工作态度和能量，可能就是那时被外星人扫描了大脑。按照这个逻辑，他开挂似的招黑体质，莫非是扫描之后，顺手被附赠了一颗神秘芯片？

不不不，张艺谋的招黑史远早于UFO。他进北京电影学院不久，便有大字报质疑美术系扩招某学生的合理性，随后，超过报考年龄、破格录取的“摄影系的张某某”也被牵连了进来，张艺谋差一点就没法留在学校。毕业后，他和该美术系同学都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如今，他依然是北漂，跟这个也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算真的有外星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也只可能是，连他们都感受到了在这个地球生物身上，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能量波动存在。

但在张艺谋那里，哪有那么多玄而虚之。“这就是性格决定的。”他干脆地对腾讯娱乐说，相比用轻巧好玩的段子一笔带过，他更愿意认真而无趣地剖析自己：“我喜欢做事，喜欢就不抱怨，哪怕做出来不被人理解，别人要从其他地方去想、去说，那我也不解释。别人怎么说你看看就完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的，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喜欢穿黑色衣服的张艺谋。

《长城》发布会上的张艺谋。


《英雄》中恢弘的场面。
有一个观点说张艺谋无情，“他的骨头是冷的”，或许是没有看到他在这点上，几乎要热泪盈眶的、中二般的热爱。

他也喜欢“士为知己者死”。无名为秦王而死，他看到的背后的动机并非服膺，而是理解：“那种为了知己不顾一切的做法，那股热血，那一下子使劲，那种刹那的赴死……非常震撼和感染我！这是我心中的侠义之情，就像我们看以前的黑社会电影，那些人为了自己的老大那种切指、开枪，就那一下子，很带劲――其实他们为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不值得的人，或就是一个坏人，但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那股劲！使那股劲的过程！非常动人！”他曾对记者说。

这可能导致了，《长城》没有像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大片一那样，西方男性得到了东方女性的爱慕和身体。原来的结尾是“庸俗的滚床单”，张艺谋坚持改成了现在的“战士的惺惺相惜、英雄的心心相印”。是否脱离了庸俗不好说，但是，至少，很张艺谋。

在这个角度，张艺谋如此在意“没亏过钱”、在意“挥金如土土财主”，关注点未必是钱。他在乎的是，“你既信我，我不负你”。

这是张艺谋向往的美学、价值观与相处之道。他回忆高仓健的时候，关键词就是“士之?操”：“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而高仓健又特别欣赏他：“很想有张艺谋这样的儿子。”

这大概是两个同样沉默而深情的人的相互理解。曾有媒体报道张艺谋如何与家人疏远，令老母在西安独居，周晓枫问张艺谋为何不解释――她都曾陪张艺谋母亲在北京看戏。张艺谋举了高仓健的例子：高仓健没有出席母亲的追悼会，导致媒体一派批评，但守墓人却发现高仓健在墓园守了一晚。在云南拍《千里走单骑》时，高仓健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每天有一束鲜花送到房间――后来他发现高仓健随身带着母亲的照片，以鲜花供奉。

《千里走单骑》是张艺谋为高仓健度身打造的剧本，高仓健剧中名字高田刚一，就是原名小田刚一和艺名的变体。人物是个极其沉默的父亲，一个人生活，独自看海，对家人一言不发――画外音之外，人物第一次开口，得到他来到另一个国度以后了。在中国，他看到有人想念儿子当场大哭：“我非常羡慕，能够肆无忌惮地大哭，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高仓健的台词，何尝不是张艺谋的内心。

他们都极其重视别人给予的好意，自己却不具备相应的表达通道。云南拍戏时，一个场工给高仓健打伞，打了三天，高仓健觉得实在不能受――他脱下腕表送给场工，自己去站在阴凉处。而分手之前，张艺谋对张伟平言听计从，义务打工多年，一定意义上，也是他对接受到的情意的回馈。普通人看来，这样的交换绝对可以算是吃亏，但在当事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恨，自己未能有更多的可以付出。

在这个角度理解张艺谋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推崇，或许那就是，他所能想到的，恰如其分的体现情感浓烈程度的表达方式。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同类。陈丹青因张艺谋结识了高仓健，后来他在日本拜访过高仓健。“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临别时，高仓健也脱下腕表相赠，陈丹青解读：“显然高仓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或许，真的是旁人眼里看到的那样，因为孤独。张艺谋在日本和高仓健在酒店见面，看到所有日本人都对高仓健保持敬意，远远的鞠一个躬，随后离开，并不求为他所知。而张艺谋，他的孤独相比高仓健，似乎还更难堪一些，“国师这个说法，就是把他恶意架到一个高位，当靶子才这么叫的。”史航说。

我们采访张艺谋的时候，他正在给《长城》海报签字，要求把金色签字笔换成黑色的，以和深灰色的海报背景相配，“这是美国人喜欢的风格。”他说。

那你自己会怎么设计？“我觉得要加点悬疑，比如伸一个爪子，或者远远的一个眼睛，毕竟是饕餮嘛，现在这样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大片海报，没什么新创意。”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提出建议。“没人问我这个事情，我就不说，交给大家就好，做好了大家高兴，做不好也别抱怨。谁让你个儿大呢，人家在你面前都有压力，你一说人家听还是不听，就把人家节奏打乱了。”他顿了一下，又说：”没人问我，我有各种想法，不光是电影，天文地理，各个门类的艺术，你各种事情上跟我谈，我都有想法，还常常是独到的见解，但是，没人跟我谈。”

他跟人们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成因是敬也罢，嫌也罢，都是公众人物的代价。一定意义上，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张艺谋至今保持高产、保持“干活儿”的热衷，是因为，这让他不孤独。“我这么一堆老伙伴，不拍电影，有什么理由把大伙儿聚在一起啊。”他曾经这样对史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