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云社的斗争，就是中国式管理的写照

郭德纲和曹云金的一场对揭，让人感叹不已，他们拥有的大名气，和他们精心记住的小事件之间，形成了极大的落差，那些事是真是假根本不要紧，那种落差却是真的。从这些小事件和周边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他们相处的模式，那是一种高强度的、紧张的、充满斗争的人际关系。有人说这是因为郭德纲有仇必报，黄佟佟老师认为他的性格和心性都脱不了苦孩子的底子。而我想，这种人际关系，或许却是一种特别有效的中国式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



首先，在搭建社团的时候，严格分层，严格等级，按照传统班社制的结构，来设计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用辈分、代表辈分的名字，确认辈分，确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这种关系显性化，分出普通成员和核心人物的亲疏远近。其次，在利益和资源分配上，也依据各自才能和亲疏远近进行分配，谁跟谁搭，谁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谁能上比较好的节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内部有激烈的竞争。第三，用道义和情怀，来留人，并且固化这种结构，同时，也把道义和情怀上的进展作为一种奖励，谁更讲道义，谁更有情怀，谁就拥有更多的道德资本，谁不讲道义，就必然丧失道德资本。前两种方式，在现代企业里也常见，但第三种方式，却是我们这里特有的。

这种设计的结果，让社团内部有激烈的竞争，人人深恐落后，人人努力向上，让整个社团都焕发出了活力。这种设计，也有负面结果，那就是让人际关系高度紧张，人和人离得太近，人和人深入对方的生活也太深，接近彼此的时候，要心思用尽，宛如重生，离开的时候，也必须要经过一番剔骨偿还一般的仪式。

在一些曲艺界人士看来，郭德纲是不世出的天才，而我觉得他的天才，不只表现在相声技艺本身，其实更在于审时度势。这个世纪以来，传统的文艺项目，一直在雅化和保持世俗化之间博弈，我们看到的民歌、相声，以及很多曲艺项目，都是雅化的结果，雅化也是驯化，是去除密码，结果就是让它们渐渐失去活力。

郭德纲却在雅化和世俗化之间找到了平衡，他的相声是一种不打算让所有人笑的段子，是新的、年轻的、向网络汲取力量的、粗野生猛未经驯化的，与那些被驯化的、去除了密码的相声小品有异。有人笑，却有更多的人不明就里，这是一种极大的冒犯。显然，让人笑和让人思考一样，都是最危险的职业，笑或者不笑，让谁笑和谁笑，都是政治。所以，当初那场轰轰烈烈的反“三俗”运动，要从郭德纲这样一个说相声的人开始。这里面是雅化和世俗化的较量，是被驯化的传统和野蛮的新生力量的较量。郭德纲属于后者。

但在人际关系、社团管理、商业经营方面，郭德纲却是极为传统的，他看穿了中国式管理之道的秘密，那就是外儒内法。相声这样一个行业，作为时代化石，更是肩负着声张、陈列中国式管理之道的重任，师徒制度，社团之间的竞争制度，都是这种管理之道的肉身。所以，在腾讯娱乐的特稿《抛开狗血争斗，看郭德纲和德云社背后的真江湖》里这样写：“相声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有观众，有关注，有钱赚。当然，也有‘撕’――可你以为这是郭德纲师徒发明的吗？自相声这门艺术/生计诞生之始，流派之争、利益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功成名就之后，郭德纲的外儒内法倾向就更加明显，要斗，和自己斗，和别人斗，和别的社团斗。但也正是这种斗，让德云社脱颖而出。徐德亮、何云伟、李菁和曹云金都先后独立，创立了自己的相声团体，在寻求技艺进步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新的管理之道。曹云金的管理政策，就和师父郭德纲的完全相反，比如尊重合约精神，给演员“应得的价格”。红门相声会，干脆和演员签下很松散的演出合同。但这种更现代、更松散的管理方式，能否赢得尊重，能否获得支持呢？毕竟，中国人对一个政治/文艺机构的热爱里，不光包括对管理技术、技艺的热爱，更包括对残酷人际斗争的热爱，斗争，就是美，斗争，就是力量之源、生命之泉。

专栏作家水木丁曾经有过疑惑，为什么连亲子类真人秀节目，都会在观众中引起恶斗，爸爸和孩子们的表现，会让观众分裂成立场鲜明的派别，每一派都用富有刺激性的语言去压倒对方，她起初觉得“这帮人真是不懂娱乐”，后来才明白，“对于很多人来说，把什么都能看成宫斗戏，阴谋论，厚黑学一起上，然后吵得昏天黑地，这才是真正最大的乐趣所在。”

对斗争的热爱，是我们国民性里最幽暗的一环，也是让我们保持勃勃生机、努力上进的秘密。相声社团是斗争团体，手机公司也是斗争团体，而房价也是一种斗争模式，它让整个社会激烈斗争，除了向前狂奔，别无它法。这是中国的秘密。在别的世界里，或许有其它催人上进的方式，但在我们这里，不斗无欢，唯斗是欢，斗争和上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