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若每个人都理解我 中国早就是好莱坞了

陈建斌准时出现在了采访现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语速不紧不慢，侃侃而谈。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后，陈建斌开始有点坐不住。他上半身不自觉的前倾，语速也在加快――采访当天，是他太太蒋勤勤的生日，“所以我特别着急”。他说给蒋勤勤准备了一个惊喜，但不打算透露――工作与生活他分得很开。



最近，陈建斌在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里演了一个40多岁时遭遇事业家庭一下子都离他而去、不得不从零开始的人物――马国梁。作为马国梁的同龄人，陈建斌“尊重他”，也承认如果马国梁的命运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处理不了那么好。但马国梁那股能从头再来的劲儿，他特佩服。

陈建斌的过去，是一个“很骄傲、很有个性的人”。现在，他正在全面的和周围的世界、和自己和解。这一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他的儿子。“我以前在剧组里看到别的人拿着小孩的照片在那说什么，我都在应付，我说好，真不错。但心里觉得就那么回事，干吗跟个宝似的”。有了孩子之后，陈建斌说：“如人饮水，才真的理解了”。

这也成为十年后他再与马伊?合作，判断马伊?成熟了的标准。“什么都不用说，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都成熟了。现在我当爹了，她也当妈了”。



陈建斌早年间主演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陈建斌素有“小姜文”之称，一方面缘于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来自他的“难搞”。

可是现在他不一样了，由二十多岁时的横眉冷对，变成了人到中年的“嬉皮笑脸”。他开始变柔和，配合采访、配合粉丝拍照的要求；也开始寻找“中国式关系”的做事方法，即使觉得戏得改，他也不会直接在片场对着别的演员说，他会悄悄去找导演，让导演和演员去说。

“我以前非常骄傲，现在自愿变成十年前最讨厌的那种人”

《中国式关系》里的马国梁，用陈建斌自己的话描述，是一个经历过“除了生死之外没有比之更大问题”的人――电视剧开播的前两集内，体制内的中层干部马国梁，遭遇妻子出轨、事业失败的命运。而妻子出轨的对象，正是他一手提拔，后来抢走他主任位置、导致他事业失败的下属。

一时间，马国梁的事业、家庭全面崩塌，他在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变得一无所有。“四十多岁的男人被打回原型，从零开始下海，从头再来”。就是这从零开始的人物命运，吸引了同是四十六岁的陈建斌接下这个角色。

在第5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陈建斌凭借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而他的获奖感言就是“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接任何角色，都当做第一次，从零开始去演，这是陈建斌和自己的约定。所以遇上马国梁，正好击中了他的内心。

《中国式关系》第一集里，马国梁穿着老式的中山装，飞机刚一落地尚在滑翔，他“啪”就打开了手机，大声讲电话，“你不用来接我了”。“这种人还少吗”？采访中的陈建斌两手一摊看着记者说，“我们坐飞机老能碰到，飞机跟他们家似的”。这是“马国梁”的一个侧面。



在陈建斌的口中，他给出了更多马国梁的侧写。比如“在酒桌上、饭局上，他们说话老有那么一套东西”；再比如“他们心里想着10，说话也只能说3分，不能说满了”。陈建斌指着旁边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人随处可见，可能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而陈建斌所呈现的马国梁，则是把这随处可见的模糊符号，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受到了痛苦也会哭”。

《中国式关系》里，一下子一无所有的马国梁，坐在当年父母留下的老沙发上，用手电筒照着一面小镜子，看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的、横眉冷对、拼了、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人到了一个岁数之后就会改变这种态度。变成一种温和的、有原则的去妥协。不再横眉冷对了，而是嬉皮笑脸的逗着生活往前走”。陈建斌解读困境中的马国梁。



某个维度上，这重合了真实的陈建斌。“我确实也是这么想这个问题”。

“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有个性的人”，但现在生活中的陈建斌，也在不停地妥协，“甚至会看着镜子说我已经变成了十年前我很讨厌的那种人”。

不同的是，马国梁是被迫，陈建斌是自愿。

我对演戏充满热情，但如今这热情也确实衰减了



陈建斌是新疆人。1990年，他和小他一岁的李亚鹏、王学兵一起从新疆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4年本科毕业后，陈建斌继续考取了表演系研究生。四年后研究生毕业。那是1998年，毕业后的陈建斌没戏拍。同年，没读研究生的李亚鹏、王学兵共同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一炮而红。

陈建斌形容和李亚鹏、王学兵的关系为“共患难的朋友”。上学的时候大多是苦日子，大家一起没饭吃，或者一起吃不饱。“后来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拍戏了，就经常请我吃饭什么的”。



兄弟情可贵，可坐在兄弟请客饭桌上的陈建斌却“着急，非常着急。焦虑、痛苦，最可怕的是我也没有办法”。研究生毕业，陈建斌已经28岁了，不年轻。他希望有演戏的机会，“但机会却迟迟不来”。

这种窘境，他在本科毕业时就体会过一次。那个时候他回到新疆，“天天琢磨怎么才能考回北京呢，太压抑了”。压抑的急了，陈建斌还在克拉玛依的戈壁滩上裸奔了一回。“我那时候正准备考研究生呢，有一个剧组让我去客串一个小角色。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戈壁滩拍一场戏，类似篝火晚会的。暮色黄昏中我就跑向远方，一边跑一边脱衣服。后来他们说我们就看白光一闪，跑向戈壁滩”。

只是陈建斌没想到，考回了北京，考上了研究生，到毕业，他还是没戏拍。

所以“危机感”这种东西，陈建斌一直不陌生。记者问他有没有遇到中年危机，他笑着说他从一开始就有危机。



2006年陈建斌与蒋勤勤一起主演了电视剧《乔家大院》
后来陈建斌曲线救国，用话剧破局，开始有人找他拍戏。“我就疯狂的拍了很多”：和徐帆合作《结婚十年》；和蒋勤勤演《乔家大院》；在《三国》里演曹操；到《甄?传》里演雍正。一系列角色拍下来，陈建斌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有人把他和陈道明、姜文放在一起，算是对他演技的肯定。

可有戏拍了且“疯狂”在拍的陈建斌，又遇到了新的危机感――他对演戏的热情在消退。“我一直在演戏，我希望我40岁的时候心态仍然跟20岁一样，对演戏充满了热情。但这是骗人的，我做不到。我的热情确实衰减了”。

陈建斌的公开资料上，这几年他的产量在不断减少。如果不是《甄?传》的高重播率迷惑了观众，观众可能会更快的发现他出现在电视剧中的频率越来越低了。“我现在一年可能只能拍一个戏，顶多两个，不能再多了。因为如果再多拍的话，我没有足够的热情去支持它。”

对演戏热情衰减了，陈建斌就去做导演。他2014年拍的《一个勺子》给他带来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



这一次《中国式关系》他再与马伊?二次合作，中间已经过去十年。他再见马伊?，“就看一眼什么都不说，我就知道她成熟了，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结婚。现在她当妈了，我也当爹了”。

“那你有问马伊?你这十年来变化大不大吗”？

“没有”。

“我不需要别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实际上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自省是陈建斌面对危机感不断的人生应对的必修课。采访中，他常常冒出几句心灵鸡汤似的句子，“微信上不是说嘛，如果所有人都喜欢你，你得普通成什么样啊”。“我们每天都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

陈建斌在娱乐圈从来不缺少标签，有“演技派”也有“戏霸”。关于“戏霸”，他的太太蒋勤勤说过，陈建斌在拍摄《乔家大院》时，因为老给别人讲戏，说话的语气又不顾别人感受，几乎得罪了所有演员。以至于大家聚餐时从来不叫他，刻意孤立他。但陈建斌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察觉，还以为大家是为了让他入戏而不愿意打扰他。

陈建斌不介意别人说他，“如果每个人都理解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中国早就是好莱坞了”。在他的理解里，“拍戏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了把戏拍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打破的，没有什么规则是不能改变的”。片场所划定的职务分工――导演、编剧、演员之间，在他看来没有界限。“如果我们没有拍出一个好作品，拍出来的是垃圾，但我们大家都是三好学生，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每天拥抱、握手、亲吻，又有什么用呢？没用”。

现在的陈建斌，开始“察觉”了。“我太直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希望不要浪费时间，就直说了。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觉得受打击了，觉得你凭什么来管这个事，你又不是导演又不是编剧，怎么管那么多”。

可放在以前，和编剧发生冲突，对陈建斌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陈建斌《一个勺子》剧照
意识到自己的方法论出现问题，陈建斌正在变化着。如果把诸如“戏霸”看成是陈建斌身上的“结节”，步入中年的他正在慢慢和自己的周围、和自己发生和解――用马国梁似的方法――不再硬碰硬。

他开始注意方法，会“跟导演私下里商量，如果导演同意的话会出面。那些演员一看是导演说的，就会好吧”。

我们采访的当天，陈建斌准时到达。“我们开始吧”，他对采访显得很积极。过程中，他语速不慢，侃侃而谈，遇到以前被提问过的问题，他会说一句“我其实以前说过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可以再说一遍”。然后很耐心的再回答一遍。这样的陈建斌，会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他对采访的接受度和配合度高了许多。

这又是陈建斌的一次和解。他告诉记者，他开始意识到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比如我在化妆的时候突然有人冲进来要跟我合影，以前我会说不行，现在我会配合”。



陈建斌曾与好友王学兵出演《梅花三弄之梅花烙》
采访当天，需要给陈建斌拍照。“不化妆了吧”？他主动问。不爱化妆，是陈建斌自认自己作为演员的致命缺点。“像糊了一层土在皮肤上，生理上不舒服”。如果再把话题继续，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微整形？陈建斌顿了顿，不再直接，却也清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都是同行，我表示理解。但请允许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说自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如果你不顺应自然，那只会使他变得很奇怪。这就是我的态度”。

打通可以打通的部分，剩下的，陈建斌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棱角。

他不爱社交，也不认为和粉丝互动是自己的义务。他的微博，常年不更新几条。“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还有一个微博”。他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一看，“甚至微信、手机，我都不想要”。如果不是“家里”强烈不同意，他真打算不要手机了，“没有手机我也可以生活的很好”。

他不接受自己属于娱乐圈的设定。“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对于圈内的人，他称呼为“同行”。他的追求是“搞艺术，做艺术家”。他在很多人身上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悖论”――“做派就像艺人和戏子，但又说自己是想当艺术家”。

“现在摇滚都是一个幌子，人们用摇滚的名义挣钱”

对于艺术家的追求，陈建斌很看重。采访中，梵高的画、李白的诗、莫扎特的音乐被不断的从他的口中说出。前文中提到的金马奖颁奖礼上他的那句话，“我已找到爱你的方式，永远作为第一次”。他用了“诗意”来形容这句话。他偶尔自己写诗，但自嘲自己是“打油诗人”。

比起诗人，他对音乐的喜爱更是直接。有人用“摇滚青年”来形容陈建斌的二十多岁。彼时，陈建斌和同学们一起，骑个自行车从中戏到民族大学或者公园，去听摇滚拼盘的演唱会，或者听崔健。在场子里大声跟着唱，浑身都是汗。然后再骑自行车回到宿舍，洗澡睡觉。

他还搞了个乐队，和王学兵一起排练。



陈建斌中戏毕业照
他主演的电视剧《父亲的身份》，就是靠着一首歌找到了角色的感觉――《革命时期的爱情》。“在现场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听那首歌，我只要一听那首歌，感情马上就会灌注到我身上，我就特别理解那个人物”。“我给你找找那个歌词”，聊到兴起，陈建斌拿起自己的手机查歌词，然后一句一句的念给记者听。“就这样看着你的眼睛，亲爱的别将眼泪轻弹，天亮了我要出去寻找真理，也许从此将不再回还……”

《中国式关系》里，他演的马国梁也需要唱一首歌。导演想让他唱罗大佑的《恋曲1980》，陈建斌和导演提改唱《恋曲1990》合适。“那首歌的歌词，简直就是为马国梁写的”。



《一个勺子》的主题曲《向雪祈祷》则是陈建斌自己作词作曲，请来了羽泉给他和声。他唱“土豆、茄子、西红柿、大葱根上都是土”，羽泉用不大的声音和“新鲜”。

如同那个年代爱摇滚人的大多数选择，陈建斌也最爱崔健。崔健电影《蓝色骨头》上映时，他自己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支持了偶像一把。“我去年碰到他了。在一个颁奖礼上，我去拿男配角奖，他去拿新导演奖。关键是他拿完之后还负责给我颁奖。他一上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特喜欢你的《人山人海》，我看了两遍”。一听记者问崔健，陈建斌主动讲了和偶像的这次交集。

“业余的摇滚青年”，这是陈建斌对自己青年时期爱摇滚的自评。因为甭管他把摇滚乐开多大声，去听摇滚演唱会多疯狂，回来一洗澡，第二天他还是那个乖乖生。“老师说不许干什么，我都不敢干”，他用“老实、保守”形容自己。听摇滚对他的意义，更多的是发泄，并没有任何摇滚精神行为的输出。

现在，陈建斌已经听不了长时间的摇滚乐了。“前一阵去看一个演唱会，也是一个朋友的演唱会，他们还不算是摇滚呢，我坐在里面，而且必须得坐到结束，因为你去给人家捧场，但到最后我不行了，那个声音太大了对我来说。”

“我年龄大了，听嘈杂的声音听一会儿就行了”。

而且现在的摇滚，陈建斌也有些看不上。“现在摇滚都是一个幌子，人们用摇滚的名义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