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功利的迷雾

　　许之远

　　人有异於禽兽者，「情义」两字而已。近世重功利，讲情讲义的已少见，但不能说没有；因此有人戏说：这是稀有动物，不完全没有道理。去古愈远，情义愈薄。因此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谚，大概是指近世人心，寡情薄义蔚然成风之谓。不过，这还是人有异於禽兽好的一面，如果「不古」而又坏的一面：人心之狠，禽兽是远远不及。禽兽相斗，如果倒下认输了，胜者不会把倒败者必致於死地而后快，与人之「落井下石」，或黑道仇杀，倒地后再捅一刀、补一枪不同，其狠似又非禽兽可及。人心能狠，就易走极端。

　　知识分子懂得因策略、计谋，就多了一份机心，带动社会风气，便成「居心叵测」、「你诈我虞」的互动，所谓末世流风便形成了。知识分子佔据公器，庙堂充斥了「不礼」之徒，你抢我夺，求「揖让而升」，简直像「东方夜谈」之事，证明去古益远。「仗义每多屠狗辈，负恩最是读书人。」过去的恩义，如果和读书人眼前的功名富贵相比，又算得甚麼？如果放著眼前的功名富贵，以有悖於过去恩义而不要；在近世言，确属稀有动物的所為。知识分子常有一种宽恕自己的理由，即使没有，总有一句「识时务者為俊杰」做註脚。要做俊杰，何能不识时务？他究竟与屠狗之辈不同，仗义报恩是市井屠狗辈之事，不要扯到我们知识分子的头上来。由於知识分子少有仗义报恩的事，有便成了新闻。蔡邕哭董卓，绿珠為石崇而跳楼，文天祥、史可法被俘，严拒出仕而被杀。都是歷史上少见的知识分子仗义报恩的新闻，因此难能可贵。知识分子的凉薄，「自古已然，至今尤烈」而已，说到人性光辉的一面，知识分子远不如市井之辈。五千年歷史长河中，读书人仗义报恩的事太少了。

　　民间对歷史人物的评价比较真实，主要是老百姓思想单纯。忠奸立辨，看看民俗的舞臺，便可一清二楚，红的黑的脸谱，必然是忠义之士，原脸可忠可奸，一如人面。白脸必然是奸的，所以叫做「奸白脸」，因為不以真面目见人，掩饰他险恶的内心世界，教人防不胜防，这些角色，又必然是有权势的读书人。青脸必然兇狠之徒。舞臺的忠奸形像，正是民间对歷史人物的评价。楚霸王、关公是独一无二的脸谱，所以称為「无双脸」，一黑一红，也是民间肯定他们的忠义，无人可比，有国土无双之褒，给与最高的评价。老百姓不懂汉王的权术，祇知道秦始皇残暴，项王引三千江东子弟背水一战，把章邯打得落花流水，解除了天下畏秦的心理障碍，是秦灭亡的主因；确立了项王的英雄形象。以后智不如汉王，落得别姬自刎，也是情义的执著，对自己的失败负责，临难不茍免的大丈夫气慨；博得人民的崇拜。他没有像汉王兵败，把吕后撇下自顾逃命的凉薄；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关公过关斩将，為是践盟赴义而已。两者不外情义两字，可贵在少见。

　　不情不义的事看得多，对情义之辈弥足珍贵，除非我们也变成寡情薄义之人，或者浸淫这个社会太久，自己也成「入鲍鱼肆，久而不闻其臭」的麻木者，否则，幸而遇上情义的人，莫不怦然动心，希望能结為朋友，那真是平生快事。

　　情义大底出於自然，矫情是偽善者的洩秘。交几个旗鼓相当的情义之士，固然上天厚我；但如局限於同等层次者為友，而又求其同等情义，未免过苛。究竟我们选情义，还是选他的学问和地位者？如果交友要先论地位、条件，本身就是功利之徒，已非情义的人了。「君乘车，我戴笠，路上相逢下车揖。」是何等快事，人贵情义耳，何必銖两相符呢？

　　我国近世自鸦片战争以后，饱受列强的压迫，国人沉不住气，认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积弱的因由、贫穷原素；非彻底捣弃不可，无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但以迫切的需要，只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功利主义乃得长驱直进，我们学到的，几乎全是西方文化的糙粕；其长治久安的精义：如求真精神、尊重学术自由、体制，崇尚民主、法治、人权，都像风过水面，起著波纹而已，过后依旧水面无痕。速食文化的后果，只解决了物质问题，换来了一大堆后遗癥。

　　有些人认為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的，而且有人预言大陆将是经济超级强权，会取代美国。这是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者言。宣传尚有贾祸之嫌，何况是个幻象。就以今日两岸言，大陆文盲之多，世界第一，贪污、枉法之多，也是世界第一。此外，贫富差距、人口性别失调、基建不足而偏於轻重、党政紊乱；都是严重的问题，廿一世纪能解决这些问题，已是不错；求其成超级强国，不是侈望吗？臺湾骄侈瑶逸，怪力乱神，黑白混淆，统独纷争，社会失序；不忍多举，能自顾吾庐已很不错。这些乱源乱象，中国知识分子是难辞其咎的。

　　传统的读书人颇具共识：以天下事為己任，以国家兴亡為己责。范仲淹可為表率，认為士人应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群身负国家安危，是责无旁贷的。

　　现代知识分子少了这种共识，祇能算是专业的分类，不能称為士群。因此，从事公职的知识分子，成為技术官僚，公职以外的称為专业人士。识见仅及所专。西方以尊重制度，各司所职，尚无不妥。而我国尚未达法治之境，淹留於人治，政随人意。近世又以功利是务，望风承旨者多，正是知识分子代替士群的结果。

　　我们以社会进步，分工日渐精密，专业的知识分子取代了士群，原是无可避免的趋势。但我们仍可藉教育的功能，培养知识分子关心国是，明辨是非，砥礪气节，使他们在分工的专业上，兼有知识分子负起兴亡责任的共识。矫正功利的流弊，提倡和奖励重情重义的人士，匡正社会风气。而最迫切者，大家守法，尊重制度，法治代替人治。果如是，我们就能冲出功利的迷雾，廿一世纪才有希望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