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后十五年：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今天心情不好，花了几个小时来读书。
这个帖子是整理过的，原帖的回帖中很多精彩内容，也有很多水。整理过后的是脱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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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童昏皇帝李儇的穷途末路
　　
　　
　　
　　
　　1994年正月,一个月黑风高,万籁俱寂的夜晚。
　　一伙黑衣人肩挑背扛着大批物件悄悄摸进了陕西乾县乾陵乡鸡子堆村。
　　忙碌了片刻之后,他们身旁传出了几声巨响。
　　不少在家休息的村民听到了响声。时值春节,村民们还以为是邻居在放燃鞭炮以示庆贺,并不以为意。
　　第二天,早起的村民来到屋外,这才大吃一惊--村头靖陵的陵台一夜之间让de-tona-tor炸了一个竖井下去，看来昨夜村里遇到盗墓贼了。
　　村民们发现盗洞颇具规模，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特事特办,不久上级就决定对靖陵进行抢救性发掘。
　　通过盗墓贼，考古部门发掘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唐代皇帝陵墓。
　　
　　陕西关中的6个县内，自西而东绵延100余公里。分布着大唐19帝18陵(唐代共21帝,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祝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几乎与渭水大汉九陵成平行一线。
　　这些气势恢宏的帝陵依此是:乾县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僖宗的靖陵，礼泉县唐太宗的昭陵、唐肃宗的建陵，泾阳县唐德宗的崇陵、唐宣宗的贞陵，三原县唐高祖的献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武宗的端陵，富平县唐中宗的定陵、唐代宗的元陵、唐顺宗的丰陵、唐文宗的章陵、唐懿宗的简陵，蒲城县唐睿宗的桥陵、唐玄宗的泰陵、唐宪宗的景陵、唐文宗的光陵。
　　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里；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对18陵进行整修，并树立题碑。
　　
　　令人遗憾的是，“关中十八陵”除乾陵幸免于难外，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专家的考证，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盗掘。谁盗掘了“关中十八陵”呢?
　　
　　据历史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朱砒盗陵说。
　　唐德宗曾在一份诏书中说过：“朱砒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 若朱砒不曾盗陵，德宗断不会如此愤然。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和专门记录朱砒之乱的《奉天录》在叙述朱砒进攻奉天城时，也说：“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据乾陵作乐，下瞰城中，词多侮慢。” 朱砒本为唐臣，径原兵变、德宗出走奉天后，即自称为帝，走上了反唐的道路。不过亦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如果说朱砒曾盗过唐陵，只能在他称帝以后才有可能。但分析朱砒称帝以后的情况，他不可能挖掘唐陵。因为朱砒缺乏盗陵的动机。大多数盗陵者皆为财宝而来，而朱砒既踞京师，府库之宝亦可取之不尽，何必有求于皇陵呢? 朱砒称帝不久，即督师西进，与唐军交战于奉天，不久兵败而逃归长安，根本无盗陵的时机。所以德宗“盗窃名器”之言是朱砒自称皇帝而言的；至于“暴犯陵寝”仅仅是指朱砒砍伐乾陵的树木、移帐陵寝的不敬行为而已。所以，朱砒盗陵不可信。
　　　　
　　二是黄巢盗陵说。
　　理由是义军领袖黄巢在退出长安城后，高骈在写给唐僖宗的奏章中，曾说到“伞则园陵开毁”。反对者认为高骈的奏章是他在丢兵权的情况下命门客顾云代笔所写的，其实他们都在淮南，对关中之事并不十分了解。僖宗曾指责他“指陈过当”。故高骈之言，恐有失言之处。新旧《唐书》僖宗记、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中都没有黄巢盗陵之说。如果黄巢当时真的盗了唐陵，那唐僖宗在镇压了起义军后，必定要下令予以修复。可事实上僖宗只下了一道《处长奉太庙制》，并没有颁发修复陵寝的诏书。可见，说黄巢盗了唐陵，亦无真凭实据。
　　　　
　　三是温韬盗陵说。
　　《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唐诸陵在境者悉发。” 《资治通鉴》“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史载，温韬年轻时聚众为盗，占据华原后改名李彦韬，被任命为义胜军节度使，统耀、鼎二州。曾降于后梁，又降于后唐；后唐大臣郭崇韬说他是劫陵贼，要求将他处死，有的学者从分析温韬的辖地入手，认为如果说温韬盗了唐陵，只是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据《宋会要》记载，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决定修复前代帝王陵寝。为此，诏令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结果得知有28座帝王陵墓在动乱中被盗，其中有“关中十八陵”中的12座。即献陵、端陵、昭陵、定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贞陵、简陵、靖陵。这个结果应该说是较可靠的。又据考证，自从太祖大规模修复诸帝陵寝后，保护帝王陵墓的诏书屡著于令典，而盗掘唐陵的却只字不见于史书记载。
　　
　　到日前为止，“关中十八陵”中献、端、昭、定、建、元、崇、未、章、贞、简、靖12座皇陵已被盗，而乾、庄、桥、泰、景、光6座唐陵未曾被盗。
　　
　　根据考古文物部门的资金和技术状况,现阶段对于古代陵寝的基本方针是就地保护,在各个方面条件成熟以前,能不挖的坚决不挖。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大家的内心还是充满着兴奋。
　　通过相关资料,技术人员知道僖宗的靖陵早已被盗，随葬物品不会太多。但考古不是盗墓,并不以出土文物的多寡来衡量工作的价值。而是通过系统详细的整理归纳相关资料信息为第一要点。
　　同估计的相仿,靖陵打开后发现被盗多次破坏严重,器物所剩无几。因国力虚弱不仅形制上不符唐代帝王最少应该是三室的陵墓建制,仅是单室;就连墓内壁画都漫糙剥落辨识不清。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堂堂大唐皇帝竟寒酸到连石棺座都置办不起，而是用乾陵陪葬的豆卢钦望和杨再思两人的墓碑来代替。
　　
　　乾陵位处乾县城北的梁山上,与其东边十数里外的靖陵是连谷相接。
　　乾陵有陪葬墓17座。
　　计有太子墓二(章怀、懿德)，王墓三(泽王上金、许王素节、彬王守礼)，公主墓四(义阳、新都、安兴、永泰)，大臣墓八(王及善、薛元超、杨再思、刘审礼、豆卢钦望、刘仁轨、李谨行、高侃)。
　　
　　豆卢钦望、杨再思《旧唐书》皆有传。
　　
　　豆卢氏原为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后燕慕容苌降北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鲜卑语为“归顺”之意），魏太和初皇帝下诏，令豆卢氏改为卢氏。钦望祖父豆卢宽为隋文帝外孙，封芮国公。唐高祖平定关中时豆卢宽从龙有功，诏命用魏太和诏，去“豆”姓“卢”，太宗时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芮国公，死后陪葬昭陵，并“复其旧姓”。贵为两朝公爵，连自己姓什么都做不了主，是为一叹。钦望本人曾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为相，官拜左仆射。前后绵延十余年,活了八十多岁。死后陪葬乾陵，盖棺论定的评语是“独谨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获讥于代”。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他一个“二杆子”的馊主意。“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以上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钦望形色而拒之。”
　　无论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献媚邀宠，豆卢钦望也忒不厚道了，武则天大概也觉得有些不靠谱而且事情闹大了不好看而没有采纳。豆卢先生失望而归,不久便赍志而没。
　　
　　物以类聚,再说说杨再思。
　　几年时间就从小小的县官爬到了户部尚书、中书令的位置，杨再思做官的学问就是讨好上司，他说：“只要能讨好上司，多下贱的事情都会干。”
　　在他已经是宰相之后，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哥哥张同休在宴会上嘲笑他，他反而故做倡优状，讨对方的欢心。他的下人都看不下去了，他却对下人说：“出一点丑就可以荣华富贵，我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谄媚地对张昌宗说：“不是昌宗像莲华，而是莲花像昌宗。”
　　
　　溜须拍马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如此。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两百年后,两人在乾陵前的墓碑因为质地坚固,做工精细竟然被工部官员看中,拖去为大唐皇帝垫了背，总算天道好还，阿谀奉承的结果最终是为后辈天子做了一件实事。
　　
　　言归正传,文章就从帝国风雨飘摇,长安辉煌不再,皇气黯然的唐僖宗开始说起。

主与奴
　　
　　
　　
　　大唐,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朝代。
　　
　　长安,唐朝的首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本朝第一大城市。
　　
　　鸟瞰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
　　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
　　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
　　
　　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在长安城的最西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紧毗外城城墙的地方，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独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坊区。这就是本朝诸亲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册为太子的皇子入居东宫，其他的皇子几乎都住在这里，若非危难时期受命出镇或领衔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间起，皇子例不出阁。他们的屋第虽不在一处，但却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里就相互往来。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为本朝诸王的代名词。
　　“十六宅”起于何时，倒也很难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变化，最终成为长安城中一块极有分量的地方。
　　
　　其原因也是一目了然：数十年来，“十六宅”接连出了好几位天子。
　　
　　照理，东宫的太子本是合法的继承人，原本是轮不到十六宅里的诸王的。可是本朝的储位问题玄宗以降一直模糊不明，尤其是敬宗之后,几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以至不是没留下嫡脉，便是皇子冲幼。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由宫里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
　　所以，“十六宅”便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皇帝，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神策军从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居大宝的先例。
　　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被仇士良率数千禁军迎为天子。
　　再接下来是皇太叔宣宗皇帝和他的长子懿宗皇帝。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深夜，神策军的马蹄声又一次激荡在寂静的十六宅旁。
　　
　　懿宗皇帝的第五子李俨被神策军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迎入宫中,改名李儇(音暄)，立为皇太子。此时的懿宗已是神智不清,病重弥留。
　　三日后,即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二十日，李儇于懿宗柩前即位。他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 在本朝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了。

　　唐朝的全盛时期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后，“藩镇”,“朋party”,“宦官”如同三座巨大的山峦压的本朝喘不过气来。
　　
　　首先是“藩镇”。
　　藩是“保卫”之意，镇是指军镇。“藩镇”意为保卫军镇自身安全。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几成独立政权。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河朔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二是成德镇；三是卢龙镇。
　　而位居本朝的第一方镇淮南则是服从中央go-vern-ment，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镇海地处浙西，亦是南方的重镇，同样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也是相当的重视。
　　史家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就把藩镇根据其功能和地域特点划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不同类型。
　　
　　其次是“朋party”。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party”。
　　朋party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party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party在相争之时，根本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party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本朝的安稳和皇帝的地位。这对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
　　party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本朝概莫能外。
　　本朝最著名的朋party之争就是“牛李party争”，这场party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纷繁。
　　
　　最致命的当是“宦官”。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
　　士人蔑视之，或称“宦竖”、“阉宦”。
　　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历代关于宦官的称谓竟达数十种之多，这在古代职官称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称谓，大致可被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其生理特征而称。
　　从生理上说，宦官是被阉割的男人，因而就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等称谓。
　　男子去势曰阉，故有“阉人”之称。
　　阉，本作奄，《周礼·天官冢宰》郑氏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 后因奄人多承担看守宫门之类的职役，故“奄”加“门”而为“阉”字。所以《说文解字》云：“阉， 门竖也，宫中奄昏闭门者。”
　　“腐人”是由腐刑而得名的，也可称为“腐夫”。
　　腐刑是古人对宫刑的另一种称呼。
　　对于“腐”字，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人在宫刑后身体腐臭不堪，所谓“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也”；二是指腐木不生实，所谓“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 事实上，由于宫刑后性器被阉割，泌尿系统致残，神经中枢紊乱,宦官们遇到惊吓便会下意识地尿裤子，因而他们身上常常腥臭熏人，让人恶心。
　　
　　二是以其常任职役而称。
　　从常任职役说，宦官是宫廷中专供使令的近侍小臣或仆役，其职役相当复杂琐碎，因而这类称谓也最多。常见于史载的，如有寺人、宦官、太监、黄门、司宫、中官、中人、中使、中贵、中涓、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
　　寺人是宦官的早期称谓。曾有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寺人”之得名，是因阉割后的男人，已如寺院中斩断情缘的苦行僧一般，故而以“寺”名之。其实，寺人的称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出现，此时佛教尚未在天竺产生，更无僧人，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两者类比得名的情形。究其根由，古代“寺”、“侍”两字相通，《诗经·秦风》郑氏笺云：“寺，又音侍，本亦作侍字。” 所以，寺人是因其内廷侍奉的职掌而得名的，“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
　　宦官是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历代正史为阉人作传，多称“宦官传”或“宦者传”。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
　　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
　　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
　　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人们还由汉代宫廷阉宦的官服以貂尾和“铛”为冠首饰物，而将宦官称为貂铛。据《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铛左貂；光武以后，专用宦者，右貂金铛。” 汉宫侍中、中常侍，加黄金当附蝉，貂尾为饰。侍中作为朝廷的普通官员多插左貂，由宦官担任的中常侍则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从中也可看出，宫中宦者的服饰与普通官员是略有区别的。
　　
　　在本朝体制下，皇帝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正妻称“后”，次妻有妃、嫔、美人等各种称呼。
　　皇帝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禁脔，绝不容许他人染指，这就必须制定严格的宫禁制度，宦官的出现势所必然。
　　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一局面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宦官作为阉人，已经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经不可能与内廷女性发生性爱关系，这可以对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的君主有满足和安全感；其次，内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卫，宫中女性对此显然不适宜。宦官尽管失去了性能力，但其作为男性的气力还在，使用他们就可以断绝内宫女性与外廷一切可能出现的联系；再次，君主对内需要隔绝与监视宫廷女性，对外需要监督群臣，但君主确实又需要沟通宫禁内外，以保证权力的畅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使用宦官则可有效地避免其与朝臣发生过分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宦官制度是基于维护夫权制婚姻制度需要而出现的，并为适应最高统治者力图维护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正性需要而逐步完善的。
　　
　　高大的城墙包围着的皇宫坐北朝南，以一条南北贯穿的中轴线使众多宫殿有序地对称排列起来，从而表现出古人观念中的均衡秩序。
　　皇宫以南北纵向分为外廷和内廷两部分。
　　外廷是皇帝举行大典、接见群臣和处理朝政的地方。它由若干个大型宫殿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通常位于中轴线上，是皇帝举行即位、大赦、节庆等大典的地方，在整个皇宫中规制最高，象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在其东西两侧，则是官员办公的低矮房屋。
　　由此沿中轴线北行，就进入内廷宫殿区。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宫殿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后日常生活的地方。在其东侧是皇太子生活、读书的地方，称为“东宫”；西侧是皇后、皇太后以及嫔妃们的居住区。古人认为，东象征着春天，属阳性，故为太子〈！-->宫；西象征着秋天，属阴性，故为后妃宫。皇帝、皇子与后妃的生活起居都由宫女与宦官照料，因而内廷也成为宦官们生活与劳作的地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几乎就是宦官们生活的整个世界，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允许跨出内廷的。每当夜幕降临，内廷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贱夫杂役便会通通离去，宫门随之关闭，整个宫禁之内除了皇帝自家人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
　　
　　本朝宦官主要是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承担宫廷内有关衣食住行以及洒扫庭除等方面的使令杂役。诸如掌管宫内及苑囿的守护、陈设、洒扫、坐更以及巡察火烛、晨昏启闭；收藏皇家实录圣训，收贮赏用器物，收贮古玩书画，收藏御宝和勋臣黄册；稽察大小臣工出入宫廷，呈报值宿卫名单，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并承接题奏事件；铺陈寝宫帏幔，侍候御用冠袍带履，随侍执伞执炉，供奉香烛，承应传取，承应请轿，近御随侍；伺候宸翰及收掌文房书籍、笔墨物件；司掌上用膳馐及各宫馔品，司掌节令宴席随侍，引领御医各宫请脉及煎制药饵；司掌畜养鹰鹞、猎犬、鸡鹅及其他禽兽，浇培花树饲养仙鹤池鱼；司掌运水添缸，安设熟火，运送木柴煤炭，宫内烧炕，带领造办处内外工匠造办宫中所需一切物件；司掌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公主的生活起居及一应杂务；司掌祭神省牲以及充道士奉诵经忏，充僧者喇嘛以修佛事，如此等等。
　　宫中宦官所掌可谓是包含了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皇上及宫中太后、妃嫔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而侍奉皇上及后妃也是宦官最主要的职责。侍奉皇帝及其家人为其第一要务。
　　
　　本朝立国之初，也确是如此。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
　　内侍者，宫内侍奉之人也。内侍省位于宫城西南角，紧邻皇帝的大内太极宫，以及后宫妃嫔的掖庭宫，以方便皇帝后妃的使唤。
　　所属机构有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
　　其中，掖廷局，掌管皇宫女工、宫人名籍，设令两人、丞三人，还有教授宫人书法、笔算的博士十二人等。宫闱局，掌管侍奉宫闱、宫廷钥匙，也设令两人、丞三人，掌管宫门钥匙的阍人二十名，掌管伞扇的宦官十六人。奚官局，掌管奚隶工役、宫官品命、医药丧葬。设令两人、丞三人，令史、书吏、典事、药童若干。内仆局，掌管后宫嫔妃车马交通。设令两人、丞三人，书令史两人、书吏四人，驾驶马夫两百人。内府局，管理皇宫珍宝及灯烛、汤沐、张设等事，设令两人、丞三人，书令史、书吏、典史、典事若干。内坊局，主管东宫事务及宫人粮禀，地位高于其他五局。
　　内侍省，囊括了皇后中宫和太子东宫的内廷事务，同时自唐以后袭用宦人。
　　
　　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重臣魏征--本朝最著名官员的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宦官既为皇帝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必有慷慨偏激之举。天子和朝臣虽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的。
　　
　　中宗时，宦官达到三千余人，其中超授品级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到玄宗朝，宦官仅“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有官秩的宦官约为中宗时的三倍。
　　
　　量变终于成为质变。
　　
　　宦官走上了权力的舞台。

宦官监军制度，是宦官势力走向膨胀的第一步。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大将高仙芝率军征讨，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军，唐代宦官监军由此开始。
　　安史之乱后，朝廷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到各地藩镇监军。不久，在藩镇设立常设监军机构，即监军院或监军使院，以监军使为长官，下设监军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
　　到了德宗年间，在中央设令监军使，由宦官担任，统领各地监军使，监军制度从地方到中央都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监军使在军中的地位，监军使还在军中挑选精兵，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藩镇分庭抗礼。宦官监军使的权力，最初只是监察军事，后来逐渐扩展到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渐和藩镇节度使平起平坐，宦官势力渗透到地方各个角落。
　　
　　神策军中尉制度，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神策军始建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始作俑者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只是一戍边部队。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宦官鱼朝恩利用平定吐蕃之际掌管神策军，自此以后正式由宦官掌控。
　　神策军最初只是分左右两厢，到德宗贞元年间开始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十支，其中羽林、龙武、神武三军在宪宗年间也归为宦官统领。不过，这十支禁军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是神策军，设神策中尉两人统领，常年的兵员在十万人左右，而且军饷充足，担任镇守京畿的重任，号称天子护军。
　　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让李唐王朝难以应对，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实际上成了他们惟一的一支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而自德宗后，宦官完全掌握神策军为首的禁军，实际上等于把住了李唐王朝的命脉。
　　
　　宦官对军队的渗透逐渐深入，由掌握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开始，并且伴随着蚕食原来的外朝禁卫系统，这是唐代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源所在。
　　
　　看看唐代的兵制即明。
　　唐初，建立府兵制，在全国设634府，其中在关中京畿地区261府。兵员大部分来自小农。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府兵的日常开支，都是来自小农上交的赋税，府兵制的推行离不开均田制。
　　府兵分为内府和外府两种，内府为中郎将府，名为“亲卫”、“勋卫”、“翊卫”。亲卫辖一府，勋卫和翊卫各辖两府。内府的士兵全由官宦子弟担任，承担宿卫宫禁和正殿各门的重任，驻扎在长安太极宫前的朱雀门，其位置在宫城南边，所以被称为“南衙禁军”。
　　在南衙禁军驻扎地的北面，还驻扎着一支军队，因为在宫廷禁地，又位于南衙的北面，所以被称为“北衙禁军”。
　　这支军队最初分左右屯营，归南衙禁军统领。到了高宗年间，扩编统一组成左右羽林军，此时北衙禁军才正式脱离南衙禁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
　　北衙禁军的士兵，主要亦是内府府兵，即是官宦子弟。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借助北衙羽林军废黜了唐中宗。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武三思集团的叛乱也是被羽林军所镇压的。
　　自从武则天后，北衙禁军的地位日益重要，势力也迅速膨胀。
　　玄宗时，北衙禁军增加了左右龙武军；肃宗时设立左右神武军，加上原来的左右羽林军，被称为北衙六军。
　　安史之乱后，南衙禁军规模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北衙禁军由于来源于官宦子弟，是一支“父死子继”的职业化军队，财源充足。同时，由于驻扎在宫廷禁地，还不时从京畿地区的府兵中抽调士兵补充进来，所以北衙禁军在中唐以后就大大膨胀。到了德宗年间，加上增设的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并以左右神策军为核心，以宦官为统帅的北衙禁军成为唐中央朝廷惟一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宦官对军队的渗透基本完成。
　　
　　窃夺了中央禁军系统的指挥权后，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对该系统的统治地位。
　　
　　左右神策军中尉一职，由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副使同样也是由宦官担任。原来的北衙六军，设“六军辟仗使”一职，就是六军的监军使，由宦官担任。左右神威军，设中护军为统帅，还是由宦官出任。这样，北衙禁军系统的统帅，全部来自宦官，使其完全置于宦官集团的控制下。
　　
　　在北衙禁军完全落入宦官之手后，宦官集团利用手中权势，大大扩展其实力。
　　
　　北衙禁军的主力部队是骑兵，因此宦官集团大肆向马政系统渗透。和宦官窃夺禁军系统一样，这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唐代的马政，分为以“监”、“牧”为名的国家养马场系统，以“闲”、“厩”为名的皇家御马系统。
　　北衙禁军的马匹，都来源于皇家御马。监、牧系统，每年都要选送良马给皇家闲、厩系统，以保证皇室有大量优良的马匹可以选用。
　　武则天时，设立“飞龙”六厩，让宦官出任飞龙使，专管皇室御马。
　　飞龙厩中饲养、训练马匹的人员，被称为“飞龙小儿”，他们骑术高超、胆艺过人，实际上成为宦官直接控制的一支精锐武装。宦官通过出任飞龙使，掌握了闲、厩系统，使北衙禁军的马匹来源有了保证，又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间接地壮大了宦官的军事力量。
　　
　　唐初，设立军器监负责管理兵器制造，由外朝官吏主管。
　　玄宗时，设立弓箭库，由宦官主管，大宦官吐突承璀、彭献忠都主管过弓箭库。
　　肃宗年间，军器监设大使一员、副使两员，都由宦官出任。
　　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之手，已经深入到了军队的兵器制造、保管、装备等环节。
　　唐代宦官对军队的掌控，已经到了无所不入的地步。
　　
　　至于南衙十六卫。
　　唐承隋制，设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
　　十六卫尽管兵权并不甚重，但因其官品较高，也成为宦官极力争取的对象及常见的升转之阶。不过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惟一的军事力量。
　　
　　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第三步，枢密使制的确立。
　　枢密使制，始于宪宗。“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 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初设之际，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其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这样一来逐渐侵夺了宰相职权。晚唐时期，权阉多以枢密使身份执掌机密并参与国政重大决策，甚至与神策军中尉一道，决定君主的废立。有鉴于此，两枢密使与两神策军中尉号为“内四贵”，同为宦官长期把持之职位。
　　
　　监军使制、神策中尉制、枢密使制，加上原有的内侍省，唐代的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内朝体系真正完备起来。
　　
　　随着宦官专权以及对外朝官僚权力的不断侵夺，朝臣官僚体系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出现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习指宫禁以南的朝官官署；北司，指宫禁以北的宦官官署。
　　南衙与北司之争，自中唐后一直至唐末，北司宦官系统在争斗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在唐代内朝体系逐步确立过程中，皇帝借助宦官，分散了外朝宰相的庞大权力，在外朝和内廷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物极必反，在完善内廷系统中，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队，参与了高级官僚的任免，使得宦官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这种膨胀连皇帝甚至也无法控制。清代王夫之所言“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厘千里之差九天九地之略皆系焉”，恐怕这是德宗委托给宦官禁军大权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中唐以后，在位君主已多为宦官拥立。自穆宗至昭宗，除去中间的敬宗，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皆为宦官所立。
　　穆宗为宦官吐突承璀所拥立;敬宗被宦官刘克明弑杀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拥立了文宗;宦官仇士良迎立了武宗;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策立宣宗;宣宗后懿宗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策立;僖宗为左右神策军中尉所立;昭宗为权阉杨复恭所立。
　　
　　由于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所以能够在皇帝的册立中起决定作用，是时宦官的威权已在君主之上，在位君主亦须倚仗宦官权势才能维持皇位，因而对宦官极其畏惧。
　　文宗在甘露之变后，曾被权阉仇士良当面历数过错而俯首听责。
　　昭宗时，权阉杨复恭因拥立昭宗即位，甚至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
　　
　　唐代后期宦官的骄横恣肆，可谓前无古人、来者难追。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
　　
　　本朝的宦官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变成了决定大唐命运的真正主宰。
　　
　　“家奴”早已不是家奴，“主子”也早已不是主子了!

黄金甲 百花杀
　　
　　
　　
　　从距离唐朝数百年的大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
　　
　　唐朝的盐税是go-vern-ment收入的重要进项，盐禁甚重。
　　本朝法律规定，contraband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一条人命还不到二百斤食盐!
　　
　　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自己的人民消费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和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contraband的行业。
　　
　　当时contraband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一半甚至更低。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黄巢也是活跃在这种制度之下的一个私盐贩子。

曹州冤句人(今山东曹县北)黄巢是个数辈贩盐contraband的富家子。
　　
　　曾屡考进士，但屡次未得中。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
　　
　　“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
　　“制科”或称“制举”，则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科考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s:119]；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s:119]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近万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s:119]。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
　　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
　　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
　　击鼓唱名，便见分晓。
　　新晋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
　　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
　　到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
　　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
　　
　　但凡生活舒适,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本身却极易受到伤害。在接连不断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偏激，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最后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
　　黄巢的潜意识里屡试不第已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同时本朝与前朝一样，采取的是“重农轻商”之策略，这是因为商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
　　作为商人的后代，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
　　
　　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

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以来,中原各地接连不断发生水旱天灾，荒田千里，不收一粒粮食，饿蚹盈地,哀鸿遍野。
　　僖宗即位后，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当然也有大胆的明白人。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使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
　　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但是,说了也没有用。
　　
　　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
　　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
　　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广袤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种种力量没有可能形成“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百姓便往往采用“盗贼”的方式以谋身。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大唐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
　　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使人震惊的是，当蝗虫遮天蔽日，从中原向西蔓延到关中时，京兆尹还向皇帝上奏章说：“蝗虫飞到京畿之后，拒绝吃田里的稼禾，都抱着荆棘树，自动饿死。” 宰相马上率领文武百官，上殿拜贺，歌颂皇帝英明圣德,千秋万代。
　　
　　继续地横征暴敛，继续地“敛之无道”。
　　
　　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大唐的庶民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黄河下游的农民终于被一步步推到了绝境。
　　
　　一首“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适逢其时的出现了。
　　
　　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千年后的大唐以及大唐以后千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模式都丝毫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着实令人目瞪口呆。
　　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之间，人心大骚。
　　
　　黄巢的机会来了。
　　
　　精明强悍的私盐贩子,濮州人(今河南濮阳东)王仙芝率先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聚众起兵。
　　数月之后，黄巢登高一呼,率数千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这两位私盐贩子联手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敲响了大唐王朝的丧钟。

由于道州府县欺瞒上级,加之各地拥兵的节度使为求自保,坐视观望,起义军发展迅速。
　　
　　一开始不知道实情的朝廷并不把此当回事,毕竟本朝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才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追讨义军。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岁末。在率众横行陈、许、襄、邓数州后，王仙芝、黄巢等人挥师杀向富甲一方的江淮重镇--蕲州(今湖北蕲春)。
　　
　　号众三十万的大军声势浩大,一时之间震惊宇内,朝廷这才明晓事态的严重。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先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
　　本朝的相位无定员、无常制。少则二人,多则七八人,武则天时期甚至达到十数人。
　　这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
　　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镇。王铎、豆卢瑑则是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
　　
　　行进途中,义军攻陷了汝州,活捉刺史王镣。其是王铎的从父兄弟。而蕲州刺史裴渥正好又是王铎的门生。
　　
　　义军接连苦战,伤亡巨大。王仙芝渐渐有了厌战情绪。
　　王镣见状静极思动，毛遂自荐要去和裴渥谈招安。
　　长安城里的王铎接到门生和兄弟写来的信后，对比一下朝廷的精神:“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诏谕之”。
　　一拍即合。
　　
　　圣旨到了。
　　除王仙芝被册封了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虚衔外,其他一起造反的兄弟包括黄巢都没谋得一官半职。
　　这又是本朝party争的恶果--卢携一班反对招安的宰执大臣们冠冕堂皇的理由起了效果。“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
　　
　　黄巢虽是不第的文人，好歹算个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入将拜相,封妻荫子。
　　眼见朝廷的赦令和封赏已与己无关,期望巨大的肥皂泡陡然破灭了。
　　
　　黄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升。
　　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对着王仙芝的脑袋打了一串组合拳,只打的这位“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是血流满面,狼狈不堪。
　　
　　见事不妙,王仙芝也只好翻脸。继续和朝廷对抗。
　　
　　既然黄巢和王仙芝起了冲突。
　　一山不能容二虎。
　　不久大军分兵二路:王仙芝、尚君长进掠陈州、蔡州；黄巢则北掠齐州、鲁州，并攻入郓州(今山东东平)杀唐朝节度使薛崇。
　　
　　不过王仙芝并没有血战到底的决心和能力,而是时时刻刻祈盼着朝廷的招安，可他侧后方的招讨使宋威就是不肯接受其投降。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在唐廷招讨副使杨复光说谕下，王仙芝、尚君长等人又一次向官军投降。
　　面对老熟人,宋威没有犹豫。
　　半路诱截尚君长却向朝廷报称“俘虏”是在战场上擒获的,除之。接着追击王仙芝到黄梅,杀数万人,斩之。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消灭掉了王仙芝、尚君长这支义军。

宋威运用手段地杀降之举，让黄巢等人不寒而栗。
　　其时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其残部投奔黄巢，众人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
　　
　　最终,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
　　
　　“冲天大将军”率军兜兜转转,开始在河东、山东打起游击战。
　　不经意间,队伍聚集到了十多万人，黄巢不禁信心倍增。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引兵东征,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开山路七百里，翻越崇山峻岭,一口气从浙江打到福建。
　　年底，黄巢攻占福州。
　　稍做休整,大军又沿着海岸线奔向岭南，围逼广州。
广州是市舶宝货所聚之地,繁华富庶。
　　
　　唐朝以前,前来中国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西侧的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
　　南方的所有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得上广州巨大海港的繁荣昌盛。
　　大食人将广州称做“Khanfu”,而天竺人则将广州称做“China”。
　　当时的广州是位于亚热带原野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随时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
　　在大唐治下,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蛮族,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
　　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元和元年(806),这时的广州都督命令民众用瓦当来装修屋顶。
　　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这些肤色各异的外国人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千里迢迢来到遥远南方的广州从事贸易活动并为此发了大财。同时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
　　本朝还在百多年前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 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
　　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
　　
　　黄巢一见倾心,想割据占此,便上表求为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
　　
　　黄巢在越秀山下休整,急切地等着朝廷的好消息。
　　朝廷一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却搞了个既不中看又不中吃的闲官--“率府率”。
　　
　　反复的刺激之下,黄巢狂性大发,接到消息的当日就挥师攻陷了广州,杀节度使李迢。
　　为了解恨又任由部下杀掠。结果仅在广州经商的外商林邑人、爪哇人、僧伽罗人、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等就被屠掉十数万。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么说的：“黄巢杀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广州,使这一大港口变成废墟。有的材料估计死者高达12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商人,而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20万。许多中国人逃往福建。那时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详细叙述了广州遭到野蛮毁灭的情景。”
　　
　　黄巢所率军士大多是中原人，在岭南湿润躁热的气候下水土不服。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年中,军中开始流传疫病,数日之间就病死近一半人马。手下不少人劝黄巢北归以图大事。
　　
　　从广州到中原,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
　　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称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入赣江流域。转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著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京畿腹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玄宗朝宰相,出生于南方暴发户家庭的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使道路交通更为顺畅。
　　另外一条道路则非常古老,此时已少人问津。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进入本朝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
　　在唐朝很有可能可以从广州行船一路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系水道中。甚至可能一直抵达大唐的都城长安。
　　
　　晚唐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过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
　　
　　黄巢考虑再三,决定走第二条路。
　　于是,大军在桂州(今广西桂林)编制巨大的木筏,顺湘水而下,直抵潭州。一日即攻陷,尽杀唐朝守兵。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李系溃逃。尚让率军乘胜直逼江陵。
　　一时间旌旗蔽日,尘土遮天。

这时候朝廷庙堂之上在干什么呢?
　　还在那里喧哗鼓噪,上争下斗!
　　
　　王铎已被排挤,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还不肯放过，力主以镇海节度使高骈取而代之。
　　豆卢瑑唯唯诺诺,如坐针毡。
　　郑、卢二相,因靠山不同,势如水火。
　　半年前就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之后终于在堂会上爆发,狠狠地干了一仗。
　　
　　郑畋曾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 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逼其锋芒,迫之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的高骈。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 卢携托大，皇上听信之。
　　
　　郑畋对地方大镇一贯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 高骈字千里。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一下，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满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不由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
　　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
　　
　　在帝国最高行政机关“政事堂会议”中发生此类事件，让少年天子大为震怒，“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 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朝廷用无可用。
　　风头一过,两人又官复原职。
坐镇江陵的王铎, 适时不理军情, 却为家事操碎了心: 他毗临战场, 带了一大群艳丽的姬妾, 却把正室夫人留在长安。正室夫人打翻了醋坛子, 带着几个婢女来到前线兴师问罪。王铎急得手足无措, 对幕僚们说: “你们看, 你们看, 黄巢北上, 夫人这时又南下, 这可如何是好? ” 一个幕僚打趣道: “夫人太厉害, 大人不如投降黄巢, 避避风头。” 一时哄堂大笑, 其中也包括王铎本人。
　　
　　长安城里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朝廷上下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高官权宦还是时尚风气的先行者。此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高帽子, 衬里是软木做的巾型,外面裹以乌纱。长安士人争起效仿, 到木匠那里去定货,只要说“为我占尚书头”或“为我占中尉头”, 木匠就知道做什么样的帽子了。不少升斗小民听后, 暗中腹诽: “砍头还是好事? ! 等着吧! 早晚有这么一天, 你们的脑袋会真的让人砍下来! ”

不久, 王铎北去襄阳。
　　繁华的江陵城被左右乱军“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城里的老百姓逃窜山谷避祸，适逢大雪天，不少人冻饿而死，僵尸遍野。
　　这是江陵城自南朝梁元帝焚书以来，又一次的浩劫，但这样的毁灭，在这样的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汉魏以来，俨然为长江中游第一重镇的江陵，黯然失去了原有的历史地位。
　　
　　义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已是一片废墟的江陵城后并未停顿，继续北上攻打江汉重镇襄阳。
　　
　　见势不妙，朝廷任命高骈为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协助高骈平寇。
　　高骈禁军世家出身, 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 曾大破南诏的入侵。
　　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
　　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
　　
　　黄巢自率大军直扑襄阳，却在荆门(今湖北荆门)从林地带钻进了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晟的埋伏圈，大败而逃。一口气跑回江陵, 原先人马只剩下十之一、二, 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 只能与尚让一起渡江改道东进。
　　
　　假若刘巨容此刻穷追，黄巢等人必无生理。
　　可是一个分裂的go-vern-ment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 大都意存观望,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愿有功, 但求无过。
　　刘巨容说：“国家(朝廷)喜负人, 有急则抚存将士, 事宁则弃之, 或更得罪, 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
　　一针见血。
　　
　　喘过气来的义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外城，不久队伍又聚集到了十多万人。
　　
　　这时僖宗把年号从乾符改成广明, 黄巢听说改元广明了, 十分高兴, 认为大唐的气数将尽, 因为广明这两字, 正好是“唐”字去了下体,填上了“黄家日月”(广字的繁体字为廣)。
　　
　　朝廷的实际操盘者, 大宦官田令孜也觉不妙, 狡兔三窟。田令孜做了两手准备, 一边全力剿逆; 万一不敌, 找好退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
　　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中唐以降, 称剑南东, 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自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始有“四川”之称。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
　　对朝廷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
　　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go-vern-ment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域又王令不行，贡赋不入，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田令孜[s:119]心腹陈敬瑄, 杨师立, 牛勖, 罗元杲镇守三川。
　　这三川中, 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是幸蜀的必经之地, 剑南西川则是幸蜀的目的地。
　　
　　同月, 面对朝廷各路大军的天下围攻，义军渐感不支。
　　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 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 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 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 黄巢得计。五月, 大破高骈之众, 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 黄巢大军从采石渡过长江, 围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和六和县(今江苏六合),进逼扬州。
　　
　　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将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
　　
　　事出有因。
　　高骈从祖父南平王高崇文起三代为将, 胆略过人。但他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喜欢装神弄鬼, 笃信左道旁门。
　　关键时刻，他所宠信的一个道者吕用之相劝道:“握兵观势，功高震主。”
　　高骈由是罢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他还上表朝廷,夸大敌情, 说巢军有六十万屯于天长县，距他自己的守城扬州仅有五十里，因此无法出兵。
　　
　　高骈奏表到长安，一直热盼他平贼戡乱的朝廷大臣们大失所望, 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
　　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干脆称病不战。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唐的半壁江山。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朝廷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义军的势力空前壮大。义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军事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弥漫全国的爆乱。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洛阳。
　　本朝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
　　
　　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也是本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也不比长安逊色。
　　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神都”。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
　　
　　但朝廷已无扭转乾坤之力许久，眼下更是无所措手。
　　九月十七日，东都洛阳不战而降。
　　大唐王朝只剩下最后一道防御线--潼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