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战友到臭流氓，中国人在苏联电影中的变迁史

“你简直想不到这有多诡异。没声音、没颜色。所有的东西――土地、树木、人、河流、天空――都是灰色调的……然后一辆火车出现在荧幕上。火车飞速冲你驶来……吓人！感觉要直接碾压坐在黑暗放映厅中的你……”

这是高尔基在第一次观看电影《火车进站》后在报纸专栏上写的影评。



法国电影《火车进站》是1895年制作的一部黑白无声短纪录片。/ Flickr
1896年，和高尔基一样，普通沙皇俄国人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进了影院（确切的说只是个剧院），观看了卢米艾尔兄弟带到俄国来的这部电影，而俄国真正自主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伏尔加河下游的自由人》已是12年后。

<b>第一次冲击</b>

这片粗粝狂躁的土地上诞生的早期电影，还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平，题材也比较狭隘，几乎都是“讲述俄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少有外国人角色，更别说中国人。

普通老百姓，甚至作家学者，并未亲身到达中国，也没见过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能在书里看到的中国人，都来自欧洲的中国题材作品，如欧洲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来华使节与商人的游记、启蒙思想家的论著。



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拉普兰人、科伊科伊人、黑人和美国土著人的描绘。/ Wikipedia
其中流传甚广的一本英国海军上将写的《安逊环球航海记》里，访问中国的船员有一次从当地村民处买了一些鸡鸭，到船上一看大部分都死了，检查以后发现这些家禽内脏里全被塞满石头以增加重量。

野蛮的中国人还吃捡到的动物尸体，有些中国人跟着他们的船就是为了捡死猪。不仅是底层人民，当地官员们也受贿成分，私饱中囊。



《安逊环球航海记》内文插图。/ WikimediaCommons
贫穷、愚昧、野蛮、停滞，沙皇俄国时代的俄罗斯沿袭着西方早期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别林斯基用”虚情假意、狡诈、撒谎、装疯卖傻、奴颜婢膝”等一系列词来形容“中国人的本性”后，说：“这些矛盾来自何处？中国是一个凝滞不动的国家。”

<b>上进了就是好兄弟</b>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为苏联人带来了4亿中国兄弟。因为有着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中国人在苏联电影中有了全新的”中国形象“。



库斯妥迪耶夫所绘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 Wikipedia
苏联电影中完整的“中国形象”首次出现在1933年的《我的祖国》中。

《我的祖国》也是是苏联第一部有声电影，影片中有一位中国青年“王混混”。王混混在电影中的造形是破烂的棉袄、收口裤、不伦不类的长围巾和中国元素的纸扇子，动作滑稽幼稚。他生活的贫民窟里，也都是肮脏、木讷的中国面孔。



《我的祖国》里的中国人。/ YouTube
王混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国民党，然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军战俘营中，王混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于是他背叛了东北军、杀掉欺负他的长官，毅然投入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

在苏联著名导演多夫仁科拍摄的影片《航空城》中，还有一位叫王林的中国人。片中他尽管是一个小配角，但他面对航空城挥舞着帽子、仰望天空中的飞机，并为苏联航空事业歌唱的画面令人难忘。



《航空城》中的中国人。/ Nme
这种从愚昧无知的未开化小人物到接受了老大哥教育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正是这一时期苏联电影里中国小弟转型的典型案例――只要主义真，再落后的兄弟也能改造好。

就像理论家布哈林说的，十月革命的这一事件让苏联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从”干活的牲口变成了革命的无产者。“

但这形象的转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当时在俄国各地，已经有了6万华工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和军人一起组建军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918年，俄国内战中的中国志愿军。/ Pinterest
《共产主义者报》曾评价：“中国团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这种蜜月期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并在冷战期间达到高峰。苏联电影身兼文化大使、外交推手以及送马列主义下乡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其重要程度堪比熊猫团团圆圆。

<b>熊与龙的纠缠</b>

一方长久依附或仰望另一方的状态，无论是恋人间还是大国间都难以持久。在本来就波云诡谲的大国博弈中更难维系。极品不过前任，相爱难免相杀，这种反目也来得更激烈。

70年代，中国报刊提名了”三大反华影片“，其中就有一部来自亲爱的老大哥，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另外两部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法国导演让?雅南的《解放军占领巴黎》。



从左到右依次是：《德尔苏?乌扎拉》《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
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珍宝岛是中国黑龙江省与苏联边界的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中方认为，据1860年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境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上，而该岛明显在主航道以西（中国一侧）故归属中国。

但是该岛上一直有苏联红军巡逻。3月2日，苏联这边发现有中国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驱逐对方，不料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之后冲突升级愈演愈烈，动用了大型武器。



在珍宝岛事件中动用的坦克。/ Wikimapia
从此手足成对头、小甜甜成了牛夫人。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宣传工具的电影，无疑也要服务于珍宝岛事件后的舆论反华的大方向。

而《德尔苏?乌扎拉》能成为文化事件，还因为导演是著名的日本导演黑泽明。

《德尔苏?乌扎拉》的原著是俄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的游记文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二卷《德尔苏?乌扎拉》，写的就是乌苏里边疆区，也就是珍宝岛所在的边境。



乌苏里边疆区。/ Google
黑泽明很早就读了日文译本的原著，的确，这里的冰天雪地的异域奇观、赫哲族人不为人知的狩猎生活充满魅力。所以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书记库利扎诺夫邀请黑泽明来苏联拍摄电影时，黑泽明答应拍摄《德尔苏?乌扎拉》。

公允地说，影片的艺术水平并没有打折，乌苏里江的雪在黑泽明优雅的长镜头中像低沉的声音在讲述古老的故事。黑泽明懂电影，但是他不懂党宣。



《德尔苏?乌扎拉》中的画面。/ 豆瓣
苏联剪切拼贴出了一个与原著出入很大的”中国人“形象，以此利用影片在全世界放映时的丑化中国、赢取珍宝岛事件的国际舆论优势。

在原著中出现有名有姓的中国人超过二十多个，但是在电影中仅保留两个有名字的中国人。里面最正面的一个中国好人角色齐凡被删掉，留下来的中国人角色不是设置陷阱的盗猎者就是小偷。带着俄国探险队的主角德尔苏?乌扎拉在丛林里遇到陷阱时说：“还有谁能这么干？中国人！这么密集的陷阱，就是这些坏蛋！”。

其中一个有名字的中国人角色叫“匡古司”，是个小偷：偷男人、偷女人，杀人。因为一直被人追杀，也没有出现镜头。



《德尔苏?乌扎拉》中的主角德尔苏?乌扎拉带着俄国探险队在丛林里。/ Lifo
原著中，中国元素的一些道具、场景也都被拿掉了，比如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等，这是为了抹杀中国人在乌苏里生活的痕迹。

这部电影在意大利公映时剪掉了20分钟，让黑泽明非常生气。这些改编归功于和黑泽明合作的苏联编剧，而这位文艺工作者当然是在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的。

黑泽明说：“我坚决表示不愿把政治搬进影片中去。”但殊不知，政治会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会浸入到所有人类创造活动中去。



拍摄《德尔苏?乌扎拉》中的黑泽明。/ 豆瓣
从因不了解而假想的落后贫穷形象到进步份子阶级兄弟，再到翻脸无情的叛徒，中国人在苏联电影里的形象建构的基础，都是熊与龙的纠缠――中苏关系的投射。

直到苏联解体后，中国人才开始在电影中以正常人的形象出现。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电影逐渐复兴，此时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化时期经济和战略上合作伙伴的身份也更加清晰。

2005年，俄罗斯电影《蝴蝶之吻》的女一号由上海出生的女星蓝燕扮演，让很多俄罗斯观众惊艳。剧中这个中国女孩形象和真实生活中的都市女孩已经十分接近，甚至有更正面的勇敢、美丽、多情等特征。这部影片是当年俄罗斯的票房冠军。



《蝴蝶之吻》讲述的是一个移民到俄罗斯的中国女孩和一个俄罗斯网络黑客之间的爱情故事。/ Telek
更近的例子是2015年的《Viy2:中国游记》，由俄罗斯电影集团出品。剧中施瓦辛格是主演，而成龙是男二号，典型的跨国合作。成龙在影片中还是功夫了得、身手矫健的形象，而在取景以及其他中国演员的造型上，这部电影已经和一部普通中国影片没有什么区别了。

电影市场化的成熟，已经很难看到俄罗斯影片为了意识形态歪曲和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了，中国人终于在俄罗斯电影里成为了“人”，而不是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