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王宝强的老底儿是真的被掀出来了

王宝强离婚的事儿，
已经在朋友圈刷屏一段时间了。

各种“知情人”的爆料，

不断刷新网友的认识。



你可能不知道，

王宝强的一本自传，

把他的“老底儿”都掀出来了……

在少林寺学武的日子……

少林寺学武，

是王宝强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

你只看到他武功高强，

却不知道……



在少林武功里，下盘是功夫的基础。因此，腿功就是我们这些入门弟子开始训练的主要内容，每天都要踢腿、劈腿，马步、虎步、扑步。跑步慢了，也会被师父罚扎马步。马步看似简单，练的主要是大腿上的肌肉。一般人扎马步几分钟，大腿的肌肉就会打哆嗦，而我们一扎就是三个小时，时间不到不让下来，腿酸疼得打哆嗦也不行，哭也不行。有人专门站在身后监督，拿着棍子打。一棍子下去，屁股肿得老高，打完后继续扎马步。

第二天起床，我用力一翻身，居然从床上掉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我的腿几乎失去了知觉。腿僵直得像两根木棍，膝盖一弯就疼，疼得身体失去了平衡。脚底也疼，晚上睡觉太累了，忘了脱袜子，早晨的时候才发现，袜子的一部分，已经被凝结的血块牢牢地粘在了皮肤上。

然而，依然要继续训练，依然要跟着跑下来。顺手顺脚也要坚持下来。训练量每天都会有一点增加，每增加一次，疼痛就加剧一分。我以为我要死了。

终于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不再觉得疼了。这时候，我的韧带已经全部撑开，我下腰，能弯成整整一圈，头能钻到裤裆里。



在少林寺的六年，我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趟家。爸爸和妈妈一次都没来少林寺看过我。山上的小商店里有公用电话，但是长途电话非常贵。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比如我进入武僧团我就会打个电话给他们，让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成功，同时也听听爸妈的声音。

我往家里写过两三封信，可是妈妈不认识几个字。大概是在少林寺的第三年，我寄回家一张相片，相片里，我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练武的衣裳，露着一只胳膊。

我妈妈说，她一看到那张照片就哭了。

那张让我很得意的照片，在我妈看来全成了心酸的故事。孩子太瘦了，是吃不好还是练功太苦了，反正我妈摸着照片上的我，仿佛真的能摸见我瘦瘦的肋骨。因为这张照片，妈妈跟爸爸生气，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埋怨父亲不去看我，不关心孩子，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到底在那里受什么样的罪。其实，她是想我了。

刚到北京，六个人住一个地下室



交了押金，我被那个小姑娘领着，到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去领被褥。房间里一股发霉的味道，被子上也是。

后来，我还住过几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很多年后，还会停留在脑海里最深的地方，一遇到相似的味道，就会活生生地跳出来，站在你眼前。

地下室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我住的这间的屋子有六个人。三张床，床是上下铺。

……

放好行李，我去洗脸。

在通道里，我忽然迷了路。到处都是通道，哪一条是通往洗手间和厕所的，哪一间是我刚才出来的那间房间？我茫然地仰望头顶，头顶是各种各样的管道，不时听得见流水流过的轰轰声。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就在我头上经过。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被遗弃的一部分。

“馒头蘸酱油，真好吃”



我们六个，为了及时接到戏，合买了一只二手寻呼机。那是2000年，呼机已经显示出衰败的迹象，但即使如此，对于我们来说，那价钱依然很贵。

其实，寻呼机响起的机会也不太多。到北京半个月后，我才接到了第一个角色。

那时候，我真的有点绝望了。到北京十五六天了，每天只出不进。为了省钱，我的每一顿饭都是一个馒头加一壶水。有时实在难以下咽，我就跟大杂院里的街坊借点酱油，馒头沾着酱油吃，真好吃。

我们六个人，凑钱买了一麻袋土豆。每天晚上回去，我们就围在一起吃土豆：烤土豆、煮土豆，切片，切块，各种方式，我们都想遍了。除了盐，什么佐料都舍不得买。吃到后来，彼此都觉得对方身上一股土豆味儿。

不争气的鼻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对肉味儿特别敏感。每次大杂院里的街坊一做肉，我的鼻子准能在第一时间闻到飘出的第一缕气息。我能分出是哪种肉，鸡肉还是猪肉，煮了大概有多久。是谁家在煮，放了什么佐料。每当此时，我的肚子就在咕噜咕噜响，我要好言好语地哄着它，不让它闹意见。

晚上睡觉，梦见自己回到了少林，和一帮师兄弟一起下山吃烩羊肉。热气腾腾的一锅肉啊，刚要端上来，忽然有人“啊”地大叫。惊醒一看，一张怒气冲冲的脸，睡在我旁边的六儿愤怒地说：“你属狗的？做梦还咬人啊！”

被导演踹的鞋印子，一周都没消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寻呼，是一个叫“李哥”的穴头，有一个急活。

我这次演的，是一个逃荒的难民，被军官一脚踹倒在地，连人带筐翻到了沟里去。原本以为这一脚会是“做做样子”，没想到那人是真踹，大头皮鞋一下踹在腰眼上，人疼得一下倒在地上，蜷成了虾米的样子，后面的翻滚动作自然做不出来了。



导演不满意了，要求重来。

于是，我又被踹了一次 。我忍着疼，往旁边沟里一滚。

“反应太慢了，怎么那么慢呢？”导演大声骂了起来。副导演冲了过来，指着我质问：“这人谁找来的？你们找个傻子做什么？”

还好，第三条通过了。

我的腰上，过了一礼拜，还有青紫的鞋印子。那天，我拿到了一百块钱，我真是非常吃惊。

不小心踢翻古董椅，被扇耳光

其实，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做群众演员是怎么回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我已经大致明白了。这个位置，离我梦想的“李连杰”的位置，中间的距离，比家乡到北京的距离还要长。

做群众演员，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原本我以为，剧组里的每一个演员，都是平等的。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拍戏，一起聊天，我教别人学习武术，别人教我怎样演戏。但现实摆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山，一座塔。大明星，大导演们，在塔尖尖上，他们一部戏拿到的酬劳，是我做一辈子群众演员也挣不到的。我们这样的群众演员，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是土地上的小蚂蚁，黑压压一群，谁和谁都没有区别。不要说和他们互相学习，就是见他们一眼，说一句话，也不能够。

我记得，有一次在前面拍戏，我走位走错了，剧组的人冲上来就骂，有多难听就骂多难听。还有一次，拍摄中，我不当心踢翻了一把古董椅子，竟然被扇了一耳光。我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却又松开了：人在屋檐下啊。这里不是少林寺，也不是家。



“你傻啊，怎么真摔……”

我得到的第一份武行的工作，是在一部叫做《巴士警探》的电影里，做男主角的替身。

作为替身，我的任务是不断地爬上一架高高的防火梯，然后从梯子上摔下来。不断地摔，一直摔到导演说“OK”为止。

那架梯子大概有两米多高，下面就是水泥地，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穿上男主角的衣服，爬上梯子，看着下面灰白色的水泥地，腿直打晃。

那一头，导演已经叫了“开始”。

我一闭眼，直直地摔了下去。掉下去的过程中，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啊――”的惨叫声。

“砰”的一声，我听见自己摔在了地下，像一只破掉的洋娃娃一样，四肢散落在身体旁边，似乎完全没有联系。我的脑袋嗡嗡地响，什么也看不到。

“重来！”

几个人跑过来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

又一次，这次，我没敢叫出声。默默地听着自己的身体像沙包一样，“砰”的掉在地上。

接着，又一次。

像是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我听见导演叫“OK”。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根本觉不出疼。虽然手肘上的血已经把袖子都洇湿了。

一个老武行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你傻啊，怎么是真摔？人家有经验的人，哪有你这么直戳戳把身体往地上扔的？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我朝他笑笑，脑子里已经嗡声一片。

这一天，我拿到了五十块钱。

第二天，还是往地上摔，不过不是从梯子上了。我要被人扣住手腕，然后被扔到地上。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摔”。这次摔完，眼眶乌青，一边脸颊上高高地肿了起来。

收工时，副导演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演的不错，很真实。”

第三天没有戏，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动弹不得。麻木恢复过来后，每一个骨节都疼得像碎了一样，似乎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噬咬着每寸肌肉，每条韧带。我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粗大了一大圈。

歇了一个礼拜，我又上戏了。

从那部电影开始，许多穴头都知道了，有个替身叫王宝强，不怕死，别人假摔，他真摔。所以，我的活儿也就多了起来。我捡到了一个铁皮的饼干筒，把每次挣到的钱，除了必要的花销以外，都存在那饼干筒里。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饼干筒的钱，一天一天多起来。钱到我手里时，都皱皱巴巴的，我就一张一张地展平，再虔诚地把它们在饼干筒里安置好，像给它们安置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