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要当兵(节选) (李光耀)

　　新加坡武装部队里的“墨西哥人”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回教徒，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

　　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姑阿都拉曼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

　　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1967年11月，马来半岛的一个市镇北海和对岸的槟城发生华巫冲突，我们再次陷入紧张状态。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00型四轮装甲车。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

　　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

　　纳塞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回教徒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黝黑，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

　　“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

　　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

　　1967年2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保证能在政府部门、法定机构或私人企业界找到工作。一个月后法案获得通过，公众全力支持。

　　当我们忙着建军的时候，1968年10月，我们又碰上另一个不安的时期。两名于1964年在乌节路汇丰银行引爆炸弹，导致三人丧命的印尼突击队队员被判处死刑。伦敦枢密院驳回他们的上诉后，苏哈多总统派出一名得力助手，也就是一位准将前来，请求新加坡总统赦免两人的死刑，改为坐牢。

　　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求，依法处置。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月1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

　　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的牵引力削弱。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新兵的种族比例。

　　1969年8月9日，拉萨（副首相）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章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

　　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拉萨告诉吴庆瑞，马来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心新加坡准备入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

　　1990年，我卸下总理一职。国际防卫刊物《军事科技》写道：‘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根本没有任何武装部队来保卫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受尊重和专业的部队，它有现代化的防卫系统，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