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报国心 漫漫归乡路 中国科学家“黑”在美宇航局

本网在此转载《悠悠报国心 漫漫归乡路》一文，讲述一个海外游子感人至深的故事，描绘了一位华人学者追求科学真理的人生轨迹，更展现了一名中华儿女内心的悠悠报国情怀。

　这篇文章刊载于今天出版的蒙特利尔华文周报《七天》头版头条位置上。《七天》主编周怀宽先生向本网[s:119]这篇“力作”时说，该报记者胡宪采访徐鉴君教授可谓下了“苦功”。这位女记者先后多次与徐教授长谈，成文后又屡次修改，徐教授自己也亲自数次审读并最后修正了全文。

　　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报道，我们愿意与目前许许多多在海外的“徐鉴君们”共勉，祝愿人类在探索科学的未来之路上携手共进。

　　以下为《悠悠报国心 漫漫归乡路》一文（略有删节）：

　　徐鉴君教授的一本新著即将在中国出版，我想摘录前言中的一段话为本文作开场白：“作者(徐鉴君教授)1963年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其后在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实习员、 助理研究员。1981年赴美国西北大学任Research Fellow；麻省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1988年受聘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任终身教授。作者两次受聘于美国宇航局(NASA) Marshall太空飞行中心任客座科学家；受聘于日本宇航局筑波太空中心任特聘研究员；并受聘于日本北海道大学低温物理研究所，德国亚琛大学力学工程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工业和应用数学中心(OCIAM) 等校任客座教授。作者创建了‘枝晶生长的界面波理论’，先后出版专著二部。”





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终身教授徐鉴君

“机会不是为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准备的”

　　中国北京大学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摇篮之一，徐鉴君16岁就考了进去。六年后，他从数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直接被分配到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应该说，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寻梦者”，再没有比这两大步更加快捷的“圆梦”之途了。

　　可是，在大批特批走“白专道路”的60年代，在论资排辈成风成型的学术界，满怀抱负的年轻徐鉴君却只能当个“打杂工”，给这个理理文件，给那个扶扶管子，“研究实习员”的帽子一戴就是15年。

　　不过，路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靠人走出来的。徐鉴君“白(天)”不能“专”了，他就“黑(夜)”了再“专”。在那十几年里，徐鉴君并没有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冲锋陷阵”；也没有在“读书无用论”的大旗下自在逍遥。八小时之外，徐鉴君坚持理论研究，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在许多人还没有从恶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徐鉴君已经将上路的行囊装满了。

第一次恢复《力学所学报》，徐鉴君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第一年恢复《中国科学》季刊，徐鉴君就登出了两篇论文。人人都知道，《中国科学》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学术杂志，所录文章都是从天、地、生、数、理、化、农、医、技术等十几个学科里精挑细选出来的。

　　徐教授说：“机会不是为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准备的。”1979年，四年一度的第十五届“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将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这是国际力学界的“奥林匹克”，中国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强劲东风下，中央一反常规，没有搞层层指派，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征稿，并由力学学会的专家钱学森、周培源等人负责最后审定。徐鉴君的“星系结构的三维密度波理论”在这次全国竞选中被评为15篇“一类稿”之一报送了大会，又经过外国专家的再审后，成为全国五篇、中科院力学所唯一一篇稿件被录取。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徐鉴君参加了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任团长的首次中国代表团赴加，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黑”在美国宇航局的中国科学家

　　徐教授在讲述这些往事时没有骄傲和喜悦，因为同时让他回忆起的是当年那许多的不正常现象。他，一个每月拿56元人民币，住在外号“鸡窝”的宿舍中，连个打字机都没有的实习员，能够自强勤奋，脱颖而出，为国争光，为“所”争荣，本应得到“家人”的掌声和鼓励吧？可是，他所能感觉到的却是冷漠和冷眼。

　　“我悄悄地去了，又悄悄地回来，好像是偷占了本该属于某些身居学术高位的人的名额，好像是出国干了趟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徐教授说起来黯然神伤：“科学的发展，依赖的就是后浪推前浪。论资排辈，妒贤嫉能，最是阻碍人才成长。”

　　多伦多会议后，徐鉴君接到美国西北大学Stephen H. Davis教授的邀请，参加美国宇航局的一个研究项目。几经周章，徐鉴君终于提着一只箱子，揣着一年的“J1”签证去了美国。徐教授解释道，按理说，他是对方付薪，不用花国家一分钱，应该拿灵活性较大的“H1”签证，而不是意指政府间交流，最多两年，还不能延长的“J1”签证。

　　徐鉴君出国后的第一年就写出了六篇论文，其中两篇发表，并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作了报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可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年纪不算轻的、毕业于著名高校的、拥有超强研究能力的中国学者竟然连个本科“学士”学位都没有。为此当徐鉴君198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时，世界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教授力邀徐鉴君在美国攻读学位，并写了亲笔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要求推迟徐的归期。科学院的最后答复是：宽限一年，拿到博士后立即回国。

　　徐教授无奈地说：“也许那时候国内并不懂得在国外攻读学位是有年头要求的。”

　　林家翘教授将徐鉴君[s:119]给美国Rensselear理工大学的J.D.Cole教授当博士生。J.D.Cole教授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工程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双重院士，曾和中国教授钱学森一样, 师从“美国宇宙之父” 冯-卡门，是冯的得意门徒。徐鉴君当时已经年过40，他充分意识到机会难得，时间紧迫，咬着牙给自己订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数学、物理双博士。徐教授说：“我六年大学毕业没有学位虽然不是我的错，但在客观上已经成为我的弱点。 怨天尤人没有用，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奋力补上。”

　　于是，徐鉴君同时申请了数学博士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也由此创纪录地成为该校唯一拿“双R”(研究经费)的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道理在科学面前是金科玉律，徐鉴君果然不出一年就拿到了数学系和电机系的硕士学位，再过一年就可以拿下双博士了。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徐鉴君却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与无奈：他，拿不到签证了。由于国内不再给他发来续签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徐鉴君在一次次请求无效下，最后只好在等待中“黑”了下来。

以前我只听说过中国人“黑”在唐人街的中餐馆，“黑”在低廉偏僻的制衣厂，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竟然有中国的科学家，曾经“黑”在举世瞩目的美国宇航局——NASA。

　　1987年，徐鉴君如期取得了数学博士的头衔，也顺利通过了电机系的物理博士资格考试，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可就在此时，美国宇航局对徐鉴君发出了极具诱惑的工作邀请，使他与物理学博士失之交臂。

美国宇航局的这个项目是高层次的、太空和平利用的国际间合作项目。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中，徐鉴君是唯一的中国大陆人。在那里，徐鉴君又一次开历史先河，一年中写出了六篇报告，并逐篇发表，在同行中备受推崇。但是只有他和极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这些报告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下写成的。他——徐鉴君，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黑”人，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可能被移民局抓走的“非法居留者”。 NASA负责业务的Director(业务主任)满怀钦佩地对他说：“徐，你是好样的，有些人在这里呆了好几年，一篇报告也写不出来，你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恶劣的境况下做出这么多的成绩。只要移民局一天不来找麻烦，你就可以呆在这里一天。”

　　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徐鉴君伏案长叹。他激动地对我说：“新中国成立时我才9岁，长在红旗下，我的心是向着祖国的啊。我多么想把自己心血写就的论文献给国家，最起码利用自己在NASA的便利条件，为中国的太空技术发展发挥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为什么国家就不能支持我堂堂正正地干下去呢？”

　　说起那时的体验，徐鉴君形容为“像是腹背受敌”：虽然美国人对他很好，似乎不拿他当外人，可他自己的感觉是“身在曹营”；而自己心心念念的母国，却云封雾锁，让他欲亲不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没有完成，人又已经逾期了，若在当时的情况下回去，莫说能否继续研究下去是个问题，要想再迈出国门恐怕也是千难万难了。

　　在美国这一“黑”就是五年，直到1988年加拿大的麦吉尔(McGill)大学招聘教授。说到这一段故事，徐教授另有一番感慨。他当时的身份根本不可能离开美国本土来加拿大参加应聘面试，于是麦吉尔大学破例组成十余人专案小组，从蒙特利尔驱车数小时越过美加边境，借用美国Vermont大学的一间教室对徐鉴君进行了特殊程序的面试。

孤独的成功者

　　徐鉴君教授在NASA时就开始了一项有关在宇宙微引力条件下晶体材料生长动力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经过多年刻苦钻研，终于在90年代后期，创建了“枝晶生长理论”，并于1997年由全球权威科学出版社——Springer-Verlag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

　　“枝晶生长理论”是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关，也是理论统计物理和材料科学界公认的、重大的基本课题，许多物理学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而不果。 徐鉴君巧妙地运用了应用数学的手段，异军突起，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冲出重围，提出一套全新的概念和方法，后来居上，漂亮地一举攻克下两大著名学术难题，系统地、完整地创立与发展了“枝晶生长与粘指形成的界面波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地阐明了枝晶生长与粘指形成，这两个出现在截然不同的物理系统中的非线性现象的波动本质、其产生的物理机制与共同的数学特征。尤其重要的是，理论的预测能极好地符合实验中各种观察记录与定量数据。这一基本课题的成功解决，对材料科学及材料生长与制备工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对于只知道兴奋，但“一头雾水”的我，徐教授笑了。他指着窗玻璃上的冰花问我：“你知道雪花和冰花，若把它们切开，其界面是像树枝一样的，对吧？”我点点头。教授继续解释道，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由液态凝固而成的，从雪花到钢材，把他们切开，都能够看到树枝样的图案。那么为什么有的图案是这样的，有的是那样的？是什么影响着它们的选择？它们为什么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就停止了？人们能不能通过外力手段来改变这些图案，从而也改变材料的使用性能呢？听到这里，我顿时像是开了窍，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想象着在“徐鉴君们”的努力下，浩渺的宇宙空间，也许有朝一日，会有人类的航天器像雪花般轻盈来去。那该是怎样玄妙的情景？

　徐教授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有些对立学派的资深物理学家采取了沉默回避态度，而更多的科学院校则纷纷邀请他讲学作报告。如日本北海道大学低温物理研究所；德国亚琛大学力学工程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等等。

　　2002年徐教授利用学术休假，前往日本宇航局讲学。让他一下飞机就十分感动的是，身为“主任级研究员”的宇航局负责人清水顺一郎先生亲自开车两个多小时，从筑波赶来羽田机场接机，并亲自送他去东京附近的宇航中心下榻，然后再开几个小时的车回去。

　那次徐教授在日本连续讲学十天，继后又呆了整整7个月。他说：“他们热情是真热情，可用我也真够‘狠’的。我当时就想：为什么美国人请我，英国人请我，连和中国有夙仇的日本人都请我，可惜我哪一水相隔的祖国——中国对我的工作却无声无息、不闻不问，这点不能不是我内心中深切的遗憾。 因为作为一名海外赤子，在取得了学术突破之后，他们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来自自己祖国的承认与支持。 如果我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样没日没夜地讲学、搞科研，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另一方面，九十年以来围绕枝晶生长以及相关的界面斑图形成与选择这些重大核心课题，在国际物理学、材料科学以及应用数学领域展开了近乎白热化的学术研究，围绕着中国学者开创的枝晶生长界面波理论与传统理论也展开了激烈的学术竞争，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学术界却至今依然置身度外、无所作为，这又是一种何等深刻的遗憾呀！”

　　我走笔记录，不敢抬头，我怕见到科学家发红的眼睛。我仿佛看见领奖台上有一个孤独的身影，面对如海的花朵和掌声，他没有笑容，因为他所期盼的那一声喝彩，姗姗不肯前来。

他乡游子泪

　　徐教授的心灵深处还有个难愈的伤口，那就是对祖国的愧疚。出国以后，他不停顿地写文章，搞科研，对美国、对加拿大、对日本、对欧洲都可以说出了力，唯独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却贡献甚微。 因此近些年来，徐教授不放过任何报效祖国的机会。他说，2002年南开大学的侯校长带队来麦吉尔大学访问，与徐教授会见时谈到了应用数学上的缺陷问题，双方不谋而合，继而讨论建立交叉学科的打算。徐教授非常兴奋，他当即提出自己不光要讲学，还要干实事，要培养学生，要在国内开辟出一个新的学科。

　　徐教授说：“我以前虽然也在国内的一些大学里讲过学，但都是讲一讲，吃一吃，玩一玩，效果如何，不甚了了。我不想再搞这种‘水过地皮湿’式的讲座了，我要做个负责任的园丁，要亲自浇园子，亲手培花育果。”

　　2003年，因为SARS耽误了一年，2004年，徐鉴君正式受聘为南开大学的讲座教授。立即着手了新学科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设置，并且招收了8名硕士研究生。现在徐教授每年夏天都要回去办“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办了三年。由于这是门崭新的学科，没有现成的教材，徐教授自己写讲义，然后打印成册，发到学生手里；培训班上要求学生做作业，徐教授亲自检查，亲自指导。我想教授一定非常辛苦，可是徐教授却不觉得，他说：“我虽然每年只回去四个月，但我的全部心思已经都扑到那边去了。我是个过了60岁的人了，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晚年能为祖国做些事情。”

　　我说：“教授， 现在中国急需人才，求贤若渴，科技制度改革成绩斐然，您可以回去放手大干了。”徐教授沉默半晌，摇摇头说：“陈省身教授也曾希望我全职回去，我又何尝不想呢？但是，我清楚，我已经回不去了。”

　徐教授在麦吉尔大学是终生教授，但是回国之后，到了65岁就要退休；没有人事关系；没有政治背景；以前还可能得罪过人，这些实际问题都让他顾虑重重。加上由于经费得不到保证， 他悉心策划在南开大学筹建的“数学材料科学与生物学研究所”的计划也可能成为泡影……说到这些，教授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

　　但是值得教授欣慰的是，他和南开大学开展的项目正在前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首先，他们出版了一本教科书；其次，研究生们的两篇论文在《中国科学》和《力学进展》上得到了发表；第三，“数学生物学”和“数学材料科学”这两门新的学科和研究人员都正在成长起来

徐教授说：“虽然还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但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岗位，我至少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国人，将来我也可以自慰地说：在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我也洒下了一滴汗水。”

　　说到中国科学的发展，还有一个让徐教授忧心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能把国内的科研基地建立起来。他说回国见证了一种说法，说有才能的人都出国了，出了国就大都不回来了，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大批本科尖子生流失。他希望中国能够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吸引人才回国效力。他也希望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尴尬和悲剧永不重演。

　　采访结束了，我向教授索取了一本他的专著，翻开精装封页，出乎意料地，在一堆堆“天书”也似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中，我竟然看到了两朵美丽的冰花。 教授说他就是要揭示出冰花界面图案形成的机制。

　　这两朵晶莹的冰花啊，在我的眼里竟像是思乡游子的两滴泪。若把这泪水切出界面，有谁能揭示出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其“枝晶”的选择和走向？若是在其形成的机制上进行合理的加加减减，能不能将这泪水的重量减轻几分？

　　那个当年站在多伦多《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讲坛上的第一批中国人，如今鬓角已经染霜了。他曾披荆斩棘创立的、贴着中国人标签的“枝晶生长理论”，这个正在被外国人重视和研究的学问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呢？

我拜~`
再拜。。。。

还有一个叫李荐杨的